《中國經濟周刊》記者侯雋 談佳隆

他們是中國對外開放后誕生的一個新群體，一個體面的特殊階層。

他們是精英一代，大多畢業于名牌大學，工作在傳說中的跨國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著這些經濟帝國的在華命運。

他們的生活是許多人的夢想：衣裝筆挺，說話中英文夾雜，出入于高檔寫字樓，出行坐飛機，住五星級酒店，拿美元補助，度假就是出國游玩。

他們就是中國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領。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們，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來，外企裁員潮波及中國。

2012年7月，諾基亞表示要關閉中國兩個區域銷售中心；接著，惠普宣布將于兩年內全球裁員2.7萬人；8月，摩托羅拉宣布裁減4000名員工。進入2013年，匯豐宣布今年將全球裁員3萬人。3月8日，摩托羅拉員工收到總部的郵件顯示，公司將再次裁員1200人。3月20日，匯豐人壽在上海宣布關閉其個險業務，數十名員工及上百名營銷員遭遇“閃電裁員”。

受到這次職業危機影響的不僅是外企的普通白領，高管們所受的沖擊比以往歷次裁員都要劇烈，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最先進入外企工作的中國員工，姑且稱之為“外企白領一代”，他們不得不開始面對職場中的“40、50”現象。

他們還好嗎？！

忽然發現自己成了公司最尷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經歷，可以說是著名職場小說《杜拉拉升職記》的現實版。

1996年，大學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設計院當實習生，由于英語專業的關系，負責一些文字翻譯，有機會和外企公司的員工接觸。當時的北京，CBD還處于城鄉接合部的“八王墳時代”，摩天高樓屈指可數，國貿和中國大飯店等寥寥幾座。

一個暑假下來，外企員工的工作狀態讓Stella嘆為觀止。“我當時都傻了，真羨慕呀！我們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數據，人家那邊計算機輕松搞定；我們要一次次坐1號線地鐵回單位集體開會匯報領導，人家現場全球電話會議，我羨慕他們出差的待遇，羨慕他們流利的外語，羨慕他們開闊的眼界，所以我給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Stella感慨萬千。

彼時的外企在規模上遠不如現在的跨國公司，僅僅就是“某某公司中國辦事處”，在人才招聘上還沒有那么高門檻和過五關斬六將的考試。外語好、懂技術無疑是一個敲門磚，畢業時，Stella輕而易舉找到了一份跨國公司辦事處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來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縮影：勤奮、吃苦外加善于溝通，即所謂的高情商，讓她一步步從文員變為Teamleader（團隊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歲那一年成為新更名為“某某跨國公司”的“公共關系部高級經理”。同時，她也在生活質量上實現了大逆轉：從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環外擁有自己的公寓。

隨著新世紀跨國公司在華數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各個跨國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崛起，再加上海歸瘋狂回國創業潮的到來，Stella發現無論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轉。

“在這個地方，國籍決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層樓的建筑的話，每層樓的人依次是：五樓（跨國公司注冊國家的）本國人；四樓：其他國家的外國人；三樓：東南亞華人；二樓：有總部工作經驗的海歸或者有政府關系及客戶背景的中國人，所謂外企的中國高管；一樓：一般中國本地雇員。”Stella形象地比喻。

當她止步“二樓”3年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已經30多歲了。“我忽然發現自己成為最尷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遠是一個講著帶有嚴重口音英語的島國人士，非常難相處不說，還經常要步步驚心四平八穩處理各種office關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臉蛋如青蘋果一般的小女孩兒。”Stella說。

當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島國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個位置永遠是留給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機會微乎其微，而且在經歷金融風暴開始大裁員的時候，Stella知道她必須做個選擇。

于是，她利用自己積攢的人脈，開了一家小型公關公司，雖說生計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風光，還是讓她不得不去適應：之前是率領20個人團隊，充當甲方牢牢掌握話語權，現在則是帶著幾個大學畢業生，開始賠著笑臉將乙方進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點負責全球最大Boss的新聞發布，現在則是幕后統籌充當服務角色；之前每年幾次出國培訓和公干，愛爾蘭、英國、美國、澳洲和新西蘭是家常便飯，五星級酒店是標配，現在則要自己出錢精打細算……

智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郝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個人邁入“40、50”階段后，這是決定人生跳槽的關鍵階段，可選擇的范圍相對狹窄。對于外企白領一代來說，跨行業和職業已經非常困難，他們只能在企業之間進行轉換。目前很多人選擇創業或者進入民營企業，這的確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但是會比其他人面臨更多來自企業文化上的不適應和個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調適。

一顆心事重重的高級“螺絲釘”

相比Stella始終對外企有一份情結，David則屬于已經把這個地方看得透透的那種人。

就像美國影星喬治·克魯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著白金卡整天飛來飛去的裁員專家一樣，David從大學畢業開始進入外企，他已經在這個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計其數，用他自己的話是“英美法德澳，八國聯軍都快全了！”

從能力上說，能做到外企整個亞太區MD（市場總監）這個位置的人鳳毛麟角，管著從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達，甚至東京、悉尼的人了。從人際上來說，他在這個圈子拿到過極高的表彰，大名鼎鼎無人不知，都說他是下一任統領大中華區數百億人民幣業務的總裁的不二人選，升職指日可待。

2013年1月，北京一直遭受霧霾天的影響，PM2.5指數不時爆表，David的心情也十分陰郁。

周五早上9點，他例行到公司沖上一杯咖啡后，打開電腦等著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財報。之前第三季度財報電話會議后，全球大Boss說的那句“目前形勢低迷，希望大家有所準備”的話，讓他預感到一絲不妙。

果然，在刷新了幾次公司郵箱后，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發布的第四季度財報。長達30頁的PDF文件詳細羅列了該季度公司營收、利潤等內容，但David只被財報最后幾句話吸引住：“公司必須節省人力，開始進行無薪休假計劃和人力調整。”

10點鐘，David接到公司CEO的郵件，通知他負責的華北大區要給出裁員名單并進行一系列的改組措施，并且從華東空降了兩個新部門主管，這一切都要在三天內完成。

整個樓層開始人心惶惶。同事們開始沉默等待和猜測，幾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辦公位上刷新著內部即時通訊工具和郵箱，看看有沒有認識的人已經被裁員，當然最擔心的還是自己！原本視頻會議的幾間會議室已經被人事部征用，用于分批通知被裁員工。

David開始了自己那套例行說辭來安慰被裁掉的下屬：“外企其實就是一個賣產品的公司，在哪里都一樣。出行乘飛機，住高檔賓館，就是維護公司形象；西服革履，提著電腦包，講點哪怕中國式的外語，時不時帶幾個老外出去，就證明自己的東西跟國內的不同；說白了，這些就是畫皮。沒有必要在這里耗，拿著幾萬元賠償，換一個更好的offer才是最明智的。”

接下來的幾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覺得外企已經不是昔日的豪門，目前中國經濟處于高速發展、央企和民企異軍突起的時代，許多外企在中國的公司規模和業務范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加上最近幾年公司的財報數字一年比一年難看，與其等著百年老店被收購自己再尋找下家，不如及早離去。

但是外企家大業大，自己早就習慣了出差總是出入五星級酒店甚至常常商務艙來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職太太，兩個孩子正在上著國際學校，一家人習慣了高標準的中產生活，“當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們兒有的自己創業去了，有的去了民營企業，以我目前的薪資標準其實去哪里都一樣。創業已經年歲不饒人，而且外企職責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細，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專屬于本職工作，不能發展其他職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變成了一顆‘螺絲釘’。去民營企業呢又是重頭再來，不免又是一番爭斗。”David心事重重，決心近期給自己放個假，想想今后何去何從。

還可以向上走的“大P”

選對了行業，可能會走得更遠。

Richard，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即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下稱“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稱自己已經“四張”了。回想過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覺得充滿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種無力感襲向心頭。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不少跨國公司的財務漏洞被暴露出來，“四大”的各類官司不斷，審計和咨詢業務之間的“曖昧”關系更是受到指責。Richard希望能夠做到無愧于心。

晚上9點，位于上海浦東陸家嘴的辦公室里，Richard和他的團隊仍然在挑燈夜戰。Richard起身到茶水間給自己泡了一杯青咖，不加糖也不加奶，這樣更能夠驅散睡意。他知道為了手上這家客戶的上市項目，手下十幾號人的團隊又將度過不眠之夜。

加班和出差，是這個行業眾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說，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來換錢，后20年是用錢來換命。當40歲逼近的時候，他時常會問自己：自己的人生還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進入公司的第三個年頭，Richard接到了人生中第一個獵頭的電話，某家總部位于廣東的企業亟須找一位財務經理，獵頭暗示他，再做個兩三年晉升總監并非難事。Richard拒絕了。2007年，這家企業順利上市，財務總監同樣有著“四大”的經歷。Richard說，他有些后悔當初的選擇，但已經來不及了。

在過去十幾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從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見的。財務人員在甲方中的地位與日俱增，“四大”經歷毫無疑問是敲門金磚。10多年來，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躍而起，爆發式的增長讓它們獲得了PE資金最終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錯過了那些機會，得到的是在“四大”內部的逐級晉升，從助理審計、審計員、高級審計員、審計經理、高級審計經理、合伙人。Richard頗為詼諧地說，像我們這樣的大P（合伙人），其實還有兩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們不同，Richard并不擔心自己會失業。在他看來，無論在國企、外企還是民企，你越占據了核心職位，你被裁掉的機會就會越小。“況且中國還有那么多公司等著上市，等著并購，等著審計呢，在可見的將來，業務還會膨脹。”

實際上，“國籍天花板論”在會計師行業正被打破。2012年，財政部出臺了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組織形式后，內部履行最高管理決策職權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須具有中國國籍且具備中國注冊會計師執業資格。

Richard說，在“四大”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大P們幾乎都是外國籍，后來越來越多的ABC（出生在美國的華人）和外籍海歸，接下來就是中國臺灣籍或香港籍的合伙人，現在中國本土的合伙人已經占據了六成以上的席位。“中國籍合作人坐上首席合伙人也有了制度上的保障。在未來并不排除中國籍合伙人可能會向那些新興國家輸出。”

當然，像Richard這樣打破“國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并不常見。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這和行業有關系，因為審計和會計行業本身是個“越老越吃香的職業”，不僅在外企，國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四大”也開始流行通過低薪休假甚至無薪休假的方式，變相裁員渡過難關。智聯招聘高級職業顧問郝建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在經歷了2009年裁員后，企業一般不會輕易裁員，而采取給員工放假、減薪的方式，等待經濟反彈時的訂單增加。

45歲開始的退休生活

和還在苦苦打拼、“人到中年萬事休”的同事朋友們不同，今年47歲的Simon正在澳洲的黃金海岸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

“以前公司的同事都說我是一個江湖傳說，35歲當了總監，45歲開始退休享清福，呵呵，這根本就是玩笑話，只是因為我自己很清楚要過什么樣的生活。”Simon說。

Simon是典型的潮汕人，勤勞隱忍能干，上大學時就開始打工，由于外語好，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廣交會給外國人當翻譯。大學畢業后進入外企，直接給老板當助理。工作之余，學習投資理財。“廣東人哪有不炒更（指從事第二職業）的，要想靠工資賺錢，那不可能。”

結婚兩年后，Simon和妻子開始了一系列的投資理財：先是投資共同基金，然后是股票，結婚初期的生活方式為后來20年的生活奠定了基調。隨著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Simon又開始投資房地產、技術移民。即使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風暴使他們的投資縮水一半，但是后來又在樓市上賺了回來。等到他計劃退休的時候，已經有了澳洲身份，還在悉尼有了兩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此外還和妻子有40萬澳元的養老儲蓄金。

現在，Simon的孩子在悉尼上大學，Simon的生活非常有規律，每天上午和妻子一起到咖啡店，一邊看書一邊喝咖啡吃早茶，是他最愜意的時光。

鍍金飯碗被敲破，未必是壞事

敦煌網創始人王樹彤(微博)針對目前外企的“40、50”現象感觸頗深，他認為伴隨著外企在中國的迅速發展，白領精英們獲得了相對豐厚的回報，但許多人并沒有想過鍍金飯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華英才網人力資源專家劉興陽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經濟學上的“囚徒困境”，表現在跨國公司的中國經理人身上，就是“玻璃天花板現象”。“這種事情屢見不鮮，但是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目前出現的外企白領一代的人生轉型相當特別，因為他們是隨著改革開放成長的新一代，和以前知識構成相對簡單、按照論資排輩被社會自然淘汰的50后、60后相比，這些40多歲的外企白領的成長經歷了中國經濟最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但是面臨大量精力充沛、學習能力更強、起薪低廉而且供應無限的年輕人崛起，他們在人才市場上漸漸失去優勢，這是特定的經濟發展規律導致的。”

怡安翰威特大中華區首席商務官兼全球研究中心總監龐錦峰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外企的‘40、50’現象并不能一概而論，一方面要看中高級管理層的知識更新和儲備能否適應時代要求，另一方面也要看他們的經驗和人脈是否對于外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是否很難取代。對于某些專業性較高行業和職位，‘40、50’危機并不需要過分擔憂。”

劉興陽表示：“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已經從制造產業升級為創造產業的過程，各個跨國公司在中國也開始產業和結構轉型，中國本土企業也開始逐漸完善企業制度，因此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級職位的老白領面臨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擇。我個人建議他們好好想想。之前他們猶如一直在外企的高速列車上一路狂奔，從來沒有慢下來停一停。應該調整好心態，放緩步伐，有時候換個環境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