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

在剛過去的兩會上，有一場以農民工為主角的“一線工人農民代表談履職”的記者會，邀請六位農民工代表就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很多人并沒有意識到這場記者會的重要性，以為六個來自基層一線的農民工代表受自身素質所限，又沒有參政議政經驗，不可能談出什么有價值的東西來。

但在我看來，這場記者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它的重要性就在于其有政治意義。換言之，人們不必在乎六位農民工代表說了什么，記者會召開的本身就傳遞了一個強烈的政治信號，即農民工階層已開始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工業化的發展以及國家對社會控制的放松，一大批農民走出農村，向城市流動，這種自發形成的人口轉移早期在國家的政策話語體系里，還被稱為“盲流”，是各級政府驅趕的對象，但隨著轉移人口越來越多，國家意識到他們是經濟發展的一支積極力量，在稱呼上變成“農民工”了。如今，農民工早已超越城市工人，成為中國工人隊伍的主力，然而在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上，農民工并沒有完全融入城市工人階層，與后者看齊。

這里有著復雜的因素。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政府部門還沒有意識到農民工作為一個獨立階層已經形成，并在中國社會以階層面貌出現，發出自己的階層訴求。社會學判斷一個群體是否已經成為一個階層，大體有三類標準：一類是客觀標準或客觀分層，即是否具有相近或相同的社會經濟地位；一類是主觀標準或主觀分層，亦即是否具有相同的階層意識和認同；還有一類是階層行動。從以上三個標準來看，農民工群體都有許多一致的地方：在社會經濟地位上，他們還未能達到城鎮工人的階層地位，但又是工人，而不再是農業勞動者，除非迫不得已，他們中的許多人不會回到農村。與此同時，他們的階層意識正在形成，特別是他們有著越來越多的集體行動，在這樣的行動中，慢慢認識到階層的存在，認識到集體的一致性等。例如，上述六個農民工代表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就表現出了鮮明的階層意識，他們一致認為，要為農民工群體說話。

認識到農民工的新階層特點，非常重要。假如他們作為一個階層已經在社會崛起并共同行動，而人們還無視其存在，就會導致很多不必要的問題出現。

雖然農民工作為整體，有著和其他階層不一樣的顯著特征和共同境遇，但在農民工群體內部，有著明顯的代際分野，第二代農民工已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認同農村，安于現狀，他們對自身處境和社會不平的感受更脆弱，對改善命運和權利的要求更強烈，這導致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往往采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對抗性行為，來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他們的不滿或平等訴求。目前農民工的主體就是這些具有抗爭意識的二代移民。

好在農民工二代的訴訟和抗爭還只停留在經濟層面，而未發展到政治層面。因為對大多數農民工來說，他們從農業勞動者階層向工人階層的流動是一種向上流動，因而其不滿主要還在于其經濟收益，而非其社會地位。這種情況下，政府就必須認識到他們的階層訴求是什么，出臺政策措施，促使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工人階層中，以使社會達成更好的整合。假如在他們趨階層化的過程中，政府從政策和體制上將其固化，使他們作為新階層不能與原先的工人階層融為一體，就會衍生出一個新的社會結構因素，從而使中國社會整合變得復雜和困難，甚至會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所以，應從階層角度來看待農民工這支政治力量的崛起及其訴求，并在國家的政治生活中賦予其一定的政治地位，以最終實現他們和城市工人階層的無縫對接，避免其無序爆發給社會帶來的破壞。政府除了明確宣布他們是工人階級的組成部分外，還須在國家的政策和體制里給他們相應的政治地位的安排。從目前來看，人大代表是一種較好的政治地位的安排。因為人大是中國根本的政治制度和權力機構，人大代表不但作為自己所屬群體的代言人而存在，它更擁有實際的政治權力。如果2億多農民工在這個國家最重要的議政平臺上有自己的人大代表，就能夠使其階層訴求和利益在國家的政策中得到更好反映。

（作者系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副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