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新民社區勞動服務站前，人頭攢動。當地政府負責人用大喇叭宣布停工工人反映工廠違反勞動合同法的調查結果。這宗起因于百元加班費爭議的停工，延續了十幾天。

    同樣在6月底，廣州市番禺區的韓資企業世門手袋廠大門上，用最原始的“布告”向停工的工人們承諾改進工作環境。此處停工肇始于老板闖入女廁所。

    兩個類似的場景反映的是新近發生的一類停工事件的演變軌跡：一起小事端作為導火索，勾起長期工作中累積的各種不滿，然后集體爆發。工人訴求五花八門，往往缺乏談判代表，難以形成統一意見，以致勞資糾紛久拖不決。

    多種訴求中，薪水居于核心。《瞭望》新聞周刊在珠三角地區調研發現，許多制造業企業實行“地板工資”，以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為底薪；大量工人則形成“破罐心態”：滿意薪水難求，但找個工作并不難，抱著“大不了走人”的想法，對自己的工作崗位不珍惜，出現勞資糾紛時，較易傾向使用終極手段——停工。

    受訪專家認為，為工人建立起以工作崗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給工人以持續穩定工作、未來有保障的盼頭，工人面對勞資沖突才會更加理性、謹慎。

    起因瑣碎

    位于東莞長安鎮的冠利精密鐘表廠是日本大型鐘表制造商——西鐵城旗下企業，全廠2300多名職工。從6月12日到6月23日，工人停工持續了十余天。

    工廠表殼加工部門一名員工告訴本刊記者，工廠此前因電力設備故障放假兩天，并要求員工在其后的兩個星期日“補班”。“補班”屬于調休，按正常時間上班計酬。但在工人看來，工廠由于自身原因導致工人周末上班，應該按假日加班發放加班工資。

    工人們向課長表達這一不滿，要求向廠方反映。但廠方未作出任何回應。工人回憶，6月12日那個星期天，工友們都按時到廠，也不知道誰鼓動了一下，大家就同意停工抗議。

    最初參與停工的只是表殼加工部門的人，消息在廠區傳開后，最高峰時近2000人加入停工隊伍。

    工人們告訴本刊記者，工廠實行的“底薪+加班費”工資制度，兩天的“加班”或“補班”，工資差別不過一百元左右。即使對于外來務工人員來說，這也不算大數目。一名工人直言，加班費其實只是個引子，停工主要是由于工人長期受到不合理、不合法的管理，不公平的待遇，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一種集體宣泄。

    冠利精密鐘表廠董事長田貴夫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證實了工人有關停工原因的說法，同時承認工廠在管理過程中的一些“不當行為”。

    廣州市番禺區化龍鎮世門手袋廠是一家韓國獨資企業，1992年設廠，主要生產皮包、錢包等皮具制品，并為多個國際皮具品牌代工。工廠工人約5000人，多數為女工。

    6月20日，工人中傳開一條消息——新上任的韓籍男老板進女廁“抓偷懶員工”，上千工人憤而停工抗議。停工持續了4天。

    來自廣西的工人雷全獻說，老板強進女廁所只是個引子，工人長期積壓的不滿情緒借此發泄出來，數落種種“非人待遇”：上班期間不準喝水，每四個小時才獲準去一趟廁所，男工沒有宿舍，女工生病不給住宿舍，食堂伙食差到“不是人吃的”

    訴求多元

    一份由東莞冠利精密鐘表廠工人手寫、提交給當地勞動部門的訴求書上，列舉著工人們“長期積累的不滿”：“提前10分鐘到達工廠開早會造成無薪加班”、“進廠時被收取100元制服費押金”、“每月250元的伙食費被扣個人所得稅”、“強迫加班”、“管理中動輒扣分罰款并以解除勞動合同相要挾”、“沒有工會”，等等。

    長期以來，企業按總部所屬國習慣，每天提前10分鐘集合開“早會”，布置一天工作。這樣，上班時間一到，工人就可以上崗。工人們則認為這10分鐘應該算加班。

    企業從員工工資中每月扣除250元作為伙食費，并將此計入工資總額扣稅。然而，不少工人并非一日三餐都在工廠食堂用餐。工人們認為：應該“吃多少，扣多少”，而且錢沒發到手里，不應該納稅。

    此外，企業雖然建立了工會，卻與不少外資企業一樣，是個“影子工會”，基本處于休眠狀態，工人要求“健全工會”。

    還有一部分員工認為企業違反勞動合同法，已經構成“員工要求其解除勞動合同并索取經濟補償金”的條件。在東莞冠利精密鐘表廠工作了6年多的黃滄海說，廠里有300多人停工的訴求是廠方解聘他們并給予經濟補償金。

    被動解聘與主動辭職的區別在于有無經濟補償金。按法律規定，由企業解除勞動合同，應按每工作一年付一個月工資的補償金。不少工齡近10年的工人可以獲得兩三萬元的補償金。據本刊記者調查，要求被解聘的工人多集中在工廠磨光部。由于磨光工序中會產生灰塵，有人擔心會導致塵肺病，因此想離職換個工作。

    然而，廠方堅持認為，工人反映的有關情況不足以支持要求解除勞動合同并索取補償金。

    在番禺世門手袋廠，除了要求工廠改變苛刻的管理制度，部分工人也乘此要求工廠將基本工資從1100提高到1300元，與今年3月剛剛提高的廣州市最低工資標準對應。

    “破罐子”心態

    本刊記者采訪發現，在一些地方，高新技術產業并不必然意味著高附加值和工人高收入，因為外資企業往往只是把產業下游的勞動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國，如富士康生產蘋果手機，南海本田系列工廠生產汽車零配件，東莞為西鐵城生產手表，番禺手袋廠為國際品牌皮具代工等。這些企業對工人往往一刀切實行“地板工資”，以最低工資標準作為基本工資，工人要想多掙點錢，就必須加班加點。

    不論是在像東莞冠利精密制表廠這樣看似高端的企業，還是世門手袋廠這樣的傳統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一天工作12個小時是平常事，甚至有時要工作14個小時。

    世門手袋廠的一位工人告訴本刊記者，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月扣除社保費和伙食費等，拿到手里的只有1950元左右。這樣的“地板工資”薪酬體系在勞動密集型企業十分普遍。

    “兩千來塊錢的工作，在珠三角哪里找不到？大不了走人唄。”參與停工的工人普遍表露出這種“輕松”心理。

    中山大學政務學院副院長岳經綸教授說，正是由于企業在工資待遇上的“高度團結”，工人失去了職業競爭的動力和壓力，對眼前的工作機會也無所謂珍惜。停工，原本是工人維權最后的“撒手锏”，往往第一時間就撒出來，突發性尤為明顯。

    據本刊記者調查，對于在某一工廠工作超過10年的老員工來說，他們獲得的“發展”就是比其他員工每月多出三五百塊錢的工齡工資，甚至有時因自己加班稍少，收入還比不上剛剛入職的新工友。

    長期從事勞資問題研究的中山大學勞動問題國際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何高潮教授認為，沒有保障，看不到發展前途，制造業鐵板一塊的“地板工資”，利益訴求表達不暢通，“民工荒”帶來的找工作容易，多重因素造成工人不珍惜眼前的工作崗位，用俗語說，就是“破罐子破摔”，“大不了走人”，對于一旦有人發動停工，很容易響應，希望爭得一些權益。

    社會風險

    岳經綸提醒說，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勞資雙方的協商談判，單純依靠政府勞動部門的強力介入，然后由資方單方面向政府部門同時也向工人作出承諾，作為主角的工人往往缺席集體協商，本該在勞資雙方之間擺上桌面的協商談判變成了企業與官方之間“討價還價”，如此一來，既給工人造成企業與政府部門“暗箱操作”的不良印象，也易在具體訴求上給資方“扯皮”的機會。

    東莞冠利精密鐘表廠廠方表示，廠方十分希望能和工人坐下來好好談一談，但工人不愿意派代表，或者高喊“不要被代表”。

    有工人對本刊記者解釋，工人之所以不愿意派代表，還是擔心作為代表會遭到“報復”。參與停工的工人說，在停工的十多天里，工人們除了步行去了一趟鎮政府，其他時間不是在廠區，就是在宿舍，除了不開工，什么也沒干。

    近年不少案例表明，由于工人訴求散亂，沒有談判代表，勞資雙方難以展開有效的協商、溝通，停工往往持續時間久。久拖不決也容易引發事態升級，工人可能因平靜訴求得不到及時回應和滿足，而轉向采取過激的行動尋求解決。

    懷揣著融入城市的夢想，中國新一代農民工平等意識和維權意識逐漸增強。廣州市總工會的調查顯示，45%的新生代農民工認為“同工不同酬”是不公正待遇，27%的人希望參加“維權培訓”。近一半的人希望政府為他們“改善社會處境，提高社會地位”。

    “從更深層面看，為外來工建立起以工作崗位為基礎的社會保障和福利體系，諸如子女上學和養老保障，給個人以‘持續穩定工作，未來有保障’的盼頭，工人面對勞資沖突才會更加理性、謹慎�！痹澜浘]說。

    目前，廣東已啟動勞資關系集體協商立法進程，岳經綸認為，以此建立起一套正常的工資增長和勞資爭議集體協商機制是當務之急。

    制度環境改變尚待時日，東莞冠利精密鐘表廠停工事件的后續影響亦仍未消散。

    6月28日，廠方通告，此前停工期間不給工人計工資。是日下午，不滿的工人再度短暫停工。

    6月29日，在當地政府部門人士的參與下，廠方解聘領頭停工的8位班組長。7月1日，又解聘另外13名參與停工的工人。

    迄今為止，21名被解聘工人還在維權當中，但未獲得有關方面積極回應。

    記者：葉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