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 白天亮
最近，東南沿海部分地區中小企業經營狀況出現一定困難，并引發了對勞動力狀況的多種解讀。有人說是因為勞動力供給不足導致用工成本上升，給企業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也有人說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將導致大規模失業。
我國目前的勞動力供求及其就業狀況究竟怎樣？記者采訪了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
新增就業上半年完成七成，中小企業經營困難對用工影響有限
人社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7月25日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國就業局勢總體穩定。1—6月，全國城鎮新增就業655萬人，完成全年900萬人目標的73%。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290萬人，完成全年500萬人目標的58%。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93萬人，完成全年100萬人目標的93%。二季度末，全國實有城鎮登記失業人數908萬人，比一季度末減少1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1%，與去年底持平。
2010年，我國共實現城鎮新增就業1168萬人，恢復到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前的較高水平。從2011年上半年的情況看，今年全年有望超過1200萬人。
一方面是就業形勢持續向好，勞動力市場供需兩旺，另一方面是不少地方崗位空缺數量超過求職人數，企業紛紛在喊“招工難”。這是否意味著我國就業從此可以“高枕無憂”，“勞動力不夠用”才是重點要解決的問題？
人社部有關負責人強調，判斷形勢要看全局，看大勢。今年上半年我國gdp增速達到9.6%。隨著經濟穩定快速增長，企業用工需求增加，局部地區確實出現了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問題。但從整體上看，我國勞動力供大于求的基本格局并未改變，就業壓力依然很大。
據測算，“十二五”時期，我國人口將達到13.7億人，勞動力資源將達到峰值。城鎮平均每年需要就業的勞動力大約為2500萬人，與“十一五”相比，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00萬。綜合考慮繼續保持經濟平穩快速發展、城鎮化加速、服務業加快發展等有利因素，以及出口趨緩、結構調整產生新的失業等不利因素，即使經過努力城鎮新增就業規模繼續保持在900萬人以上，再加上補充自然減員，兩項加起來大概在1200萬左右，供求缺口還是很大。農村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的規模保守估算在七八千萬人。這既是發揮勞動力資源豐富優勢的潛力所在，也是一種現實的就業壓力。
針對最近流傳的東部沿海中小企業“倒閉潮”，尹成基認為，有些企業臨時遇到困難，可能會出現半生產的狀態，不能滿負荷運轉，有這樣的情況，但還稱不上“潮”，對用工的負面影響十分有限。
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將長期存在，不能據此判定勞動力不夠用
對于目前各地普遍存在的“招工難”，人社部有關負責人表示，“招工難”是就業中的“結構性短缺”問題，反映的是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因為市場總是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由于信息不對稱，加之供求失衡，所以會出現結構性失業問題。這在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期都會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特征不同、表現方式不同而已。
勞動力結構性短缺不是新問題。其背后折射出多方面的因素。其一，反映出我國經濟回升向好，企業用工需求旺盛；中西部地區就業機會在增多，吸引了一部分農民工在當地就業；隨著強農惠農政策的完善和落實，務農收入增加，吸引了一部分人返鄉務農，或在當地轉移就業。其二，反映出勞動力素質結構還不適應就業市場需求，技術工人特別是高技能人才短缺。其三，反映出一些企業的薪酬待遇、勞動環境、用工方式與變化著的勞動力供求格局不相適應，與勞動者的就業愿望、收入預期和職業發展預期不相適應。比如，許多制造業企業在招工時只招“35歲以下”的勞動力，而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35歲以上的占到50%以上。棄用超過一半的勞動力，出現“招工難”是難免的。此外，之所以社會上對“招工難”的印象深刻，還與用工方(主要是企業)的聲音相比普通勞動者更容易釋放有關。
雖然“招工難”在全國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但人社部方面一直否定是因為勞動力不夠用導致的。據介紹，盡管當期新進入勞動年齡段的人口增速下降，但總量還在增加。而且，就業工作所面對的主要并不是當期新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因為進入勞動年齡與進入人力資源市場是有時間差的，中間隔著繼續接受教育這樣一個延后的過程。盡管當期新進入勞動年齡的人口增速有所放緩，但由于“十一五”時期入學的大批高校畢業生陸續進入市場，再加上其他青年勞動者和失業人員以及農村轉移就業人員，現實的總量壓力還相當大。人社部勞動科學研究所的測算顯示，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將于2013年、2021年達到“雙高峰”，勞動力供給優勢將持續保持。
勞動力比較優勢不會因最低工資上漲而輕易失去
今年上半年，北京、天津、山西等18個省區市相繼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深圳市達到1320元，小時最低工資標準最高的北京市達到13元。根據人社部發布的“十二五”規劃，今后5年最低工資標準要保持每年增長幅度在13%以上，5年后接近“倍增”。
最低工資標準的增長讓一些企業紛紛“叫苦”，表示無法承擔如此迅速上升的勞動力成本，也有專家認為繼續漲下去會讓中國失去勞動力比較優勢。
對于最低工資標準，尹成基介紹說，最低工資制度實際上是保障職工最基本工資收入的一個制度保障，是一個兜底保障。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當中，中央提出要提高初次分配在整個收入分配當中的比重。
“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保持13%以上的增長幅度，就是為了使低收入職工工資水平有一個有保障的增長，確定最低工資標準的具體額度是充分考慮了方方面面的因素的。
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副所長莫榮認為，勞動力比較優勢主要看“勞動力費用”，不能簡單地把勞動力價格和勞動力費用混為一談。勞動力價格衡量的是單位時間內的勞動者收入。勞動力費用則是衡量單位產值所需的勞動者收入。
當工人工資漲一倍、單位時間內生產出三倍的產值的時候，勞動力費用不是上漲，而是下降。
據調查，近年來我國很多地方的社會勞動生產率增速大大高于職工平均工資增速，高技術人才不斷增加。因此不能簡單地說工資漲了、勞動力成本就提高了，可能在某些領域還下降了。可以說，我國仍擁有大量的、價格相對較低、但勞動力素質較高的勞動力，這也將使我國的勞動力優勢得以延續并在全球制造業領域擁有強勁的競爭力。
此外，勞動力是一種特殊的市場要素。其價格上漲固然有可能對經濟產生某些負面影響，也會改善勞動者的生活狀況。勞動力價格上升，有助于扭轉我國勞動分配占gdp比重持續下降的局面，有利于提高消費者的購買力，為經濟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