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
全國總工會進行的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不僅工資增幅慢，不同行業、群體的收入差距更令人擔心。
案例1
“工資不漲，哪有勇氣逛商場？”
陳靜越來越不愿意逛商場了。6年前，陳靜大學畢業后留在北京，在某文化事業單位工作，當時，每月工資雖然只有3000多元。然而，6年下來，陳靜雖已是一名部門主管，工資卻剛過4000元：“這個工資，對我這樣的外地人來說，在北京生活壓力很大。走進大商場，動輒兩三千元一件的衣服，哪里還有勇氣逛下去。”
上半年，全國總工會曾進行過一項職工收入調查，結果顯示，有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數據表明，政府、企業、居民是國民收入三大分配主體，目前，這三大主體所占比例是33 30 37。國家和企業分得多，居民分得少，成為我國現有分配格局的最大特點。
不僅工資增幅慢，不同行業、群體的收入差距更加令人擔心。有統計顯示，占全國職工人數不到8%的壟斷行業從業人員的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約55%；20個行業門類收入差距平均接近5倍，有的行業職工實際收入是其他行業的10倍。增加工資、縮小差距成為推進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識。今年以來，各地紛紛調整最低工資標準，大部分省市上升幅度都達到10%左右，有的甚至調高了25%。專家認為，漲工資是一項系統工程，依賴于對分配機制的綜合治理。
稅收
隨著收入水平水漲船高，多數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月收入普遍適用較高的稅率，繳納稅額大幅增加，偏重的個稅負擔加重了生活壓力。
案例2
“快給中等收入群體減稅吧!”
37歲的張健是南方一所大學的副教授，每月基本工資、獎金、各項補貼等加起來累計有8000多元，可是，每月需要繳納的個人所得稅也近千元，這讓他十分心疼。最讓張健不明白的是：他有一個大學同學辦了家廣告公司，可每月個人所得稅不足百元。原來，這位同學將他的工資定為3000多元，雖然工資低，但由于公司是自己開的，很多生活開銷都算在了公司的經營成本中，日子遠比張健殷實得多。
目前我國的個人所得稅制，是對納稅人的各項收入分類，分別征收、各個清繳。這樣，客觀上造成了收入來源單一的工薪階層繳稅較多，而收入來源多元化的高收入階層繳稅較少。同時，個稅對所有納稅人實行“一刀切”，沒有考慮納稅人的家庭負擔是否過重、家庭支出是否過大，也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
張健查閱資料發現，2009年的個人所得稅中，中低收入階層的納稅額占稅收總額的65%以上，而高收入者的納稅額占稅收總額只有30%左右。張健認為，前些年，多數人月薪不過兩三千元，普通人的個稅負擔不重；如今，隨著收入水平水漲船高，多數城市中等收入人群的月收入已在六七千元以上，普遍適用較高的稅率，繳納稅額大幅增加，偏重的個稅負擔加重了生活壓力。“盡快給社會中等收入群體減稅增收吧!”張健說。
社保
在一些地區，保障標準偏低、負擔偏重，特別是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不能實現均等化服務，成為當前社保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
案例3
“從不對報銷醫療費抱希望”
67歲的退休職工王學杰住在東北鄉下，盡管心臟不好，但他從不輕易去醫院做檢查：“看病至少要去縣城，不僅太麻煩，花費也很大。5年前我曾因肺炎在市里住過院，可是2000多元醫療費至今沒報。”他說，當地財政狀況不好，因為積攢的醫療費很多，縣里根本無力解決，他從不抱什么希望。
生活中，像老王這樣的群體不算少數。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面在不斷擴大，但還是有一部分人游離在制度之外。在一些地區，保障標準偏低、負擔偏重，特別是教育、醫療等基本公共服務因對象不同，不能實現均等化服務，成為當前社保建設面臨的主要問題。在農村，社保短板更明顯。如西部某縣，全縣衛生人員有1069名，按照該省2001年的人才配置標準，全縣至少要配置衛生人員2200名，缺口達上千名。
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十二五”期間要實現“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專家表示，“普漲”不僅意味著工資要漲，基本公共服務更要漲，盡快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均等化”涉及義務教育、醫療、住房、社保、基礎設施等方面。據發達國家經驗，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至少可使基尼系數壓低10個百分點。為解決當前低收入群體的社保難題，專家建議：一是完善基層社會保障機構，二是普及社會救助服務平臺。
城鄉
“十一五”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但不容忽視的是，當前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拉大，農民增收很難，最需要加快。
案例4
“養豬掙錢到底有沒有指望？”
肉價漲了！入秋，生豬價格穩步回升，52歲的山東養豬大戶李保軍很高興，忙著擴建豬圈，準備抓住年前的消費高峰，把去年的損失補回來。李保軍養豬多年，最大的感覺就是這些年肉價不穩，風險很大，“靠養豬掙錢到底有沒有指望？”
“十一五”我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臺階，2009年達到5153元，年均實際增長8.3%，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長最快的時期之一。但不容忽視的是，當前城鄉收入差距仍在拉大，農民增收很難，最需要加快。老李認為，增加農民收入，還得靠穩定的好政策。“前年生豬市場供不應求，肉價上漲，國家給養豬戶發了母豬補貼，鼓勵農戶養豬，這使我們很受鼓舞。”但總的來說，由于農產品價格總體偏低，各項補貼的增加還不能抵消成本上漲造成的影響，給農民增收帶來很大挑戰。
作為家里的獨子，老李的兒子小李不愿意回鄉務農，老李也不指望兒子回家和自己一起養豬。可由于沒上大學，小李只是一名簡單的操作工。小李想學管理、學技術，廠里能提供這樣的機會嗎？專家表示，要從根本上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建立有利于促進就業的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提高農民的就業技能。此外，還要通過城鄉一體化的要素市場建設，擴大農民財產性收入來源，只有這樣，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才能得到緩解和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