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社會強烈要求政府運用個人所得稅這個手段來強化調節分配的力度，以遏制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甚至縮小分配差距，但另一方面，個人所得稅在分配差距調節方面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并不完全決定于個人所得稅本身，而是取決于征管能力是否與之匹配。
作者：劉尚希
盡管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稅種，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重約7%，但引起的社會關注度卻遠遠超過了其他的稅種。在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背景下，個人所得稅的分配調節功能被寄予厚望，并被提高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有一種觀點認為，我國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就是因為個人所得稅的分配調節功能沒有充分地發揮作用。換句話說，只要個人所得稅的調節功能被發揮出來，我國的分配差距就不會這么大。
近幾年來，關于個人所得稅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公共討論。最近，國家稅務總局發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高收入者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對高收入者的財產轉讓，利息、股息、紅利等主要所得項目加強征管。個人所得稅的分配調節功能再次因此而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
一方面，社會強烈要求政府運用個人所得稅這個手段來強化調節分配的力度，以遏制分配差距進一步擴大，甚至縮小分配差距，但另一方面，個人所得稅在分配差距調節方面能發揮多大的作用，并不完全決定于個人所得稅本身，而是取決于征管能力是否與之匹配。如果征管能力跟不上，那怕是設計出了調節功能極其強大的個人所得稅制度，那也是白搭。而個人所得稅的征管相當復雜，尤其是隨著經濟金融化、網絡化和全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個人收入、財產的存在形態日益復雜化，其征管能力的提升，除了稅務部門的努力之外，還取決于許多的社會條件，如其他部門的管理水平、各個部門、單位和企業對稅收的認識和對稅法的遵從度、整個社會的信息化管理水平、經濟秩序的規范化程度等等。從這個角度來看，稅收的調節功能能發揮到什么程度是一個社會的系統性問題，不是靠稅務部門的單方面努力可以實現的。
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征管，并非今日才開始加強，其努力程度和管理水平已經超出了社會平均水平。2005年國家稅務總局就提出了“四一三”工作思路，即建立個人收入檔案制度、代扣代繳明細賬制度、納稅人與扣繳義務人雙向申報制度、與社會各部門配合的協稅制度；加快建設統一的個人所得稅管理信息系統；加強對個人收入的全員全額管理、對高收入者的重點管理、對稅源的源泉管理。最近的《通知》也就是在原有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對高收入者的稅收征管。但要把這些管理措施真正落到實處并非易事。越是高收入者，其收入來源越是多元化，而且與其投資、交易、生產活動交織在一起，其個人收入所得的確認和監控難度越來越大。
例如，企業老板的工資薪金所得就是一個難題，把工資做低一點，而把個人的許多支出打入企業成本之中是通常的避稅手法，但稅務部門無法認定這個企業老板“應該”拿多少薪水。再如，勞務報酬所得是按“次”征收，每次收入不超過4000元的，減除費用800元；若是超過，則扣除費用20%。而次數是難以控制的，其所得既可以一次取得也可以分為若干次取得，如家教、調琴師都是按照小時收費，每小時三四百元，根本不用繳稅，月收入累積則達上萬元。對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的精確計算更是困難，面對數量眾多且賬簿資料不全的個體工商戶，通常采用的是核定征收，無法做到查實征收。如此等等，要把個人的各項所得都做到有效的監控，在實際操作中面臨著許多實際的難題，不是說說就可以做到的，更無法簡單地拿國外的做法來要求。
個人所得稅面臨著兩難：一是社會的要求很高，視為調節分配的利器，二是能實際做到的又很有限，這兩方面反差太大，實際陷入了進退維谷的境地。
(本文來源：《新世紀》-財新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