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法制報

由于種種原因，一些勞動者在離職之后往往對自己的檔案不聞不問，成為“棄檔族”。殊不知，人事檔案并非是可以隨便丟棄的“身外之物”，一旦失去，不僅會給職稱申報、養老保險辦理、工齡計算等帶來諸多不便，也會給“老東家”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檔案信息從事非法活動提供機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那么遇到這種情況，“棄檔族”該怎樣維權呢？

案例1

遭遇“被”貸款，有權拒擔償付責任

2014年1月4日，郭某琳莫名其妙地收到一紙來自法院的訴狀，稱她曾為原來工作過的公司貸款提供擔保，因公司到期未還，只好訴請法院判令其承擔連帶清償責任。通過一系列的質詢，郭某琳才弄清事情的由來：原來早在兩年前，在該公司工作不到5個月的郭某琳就萌生了跳槽的念頭。然而，郭某琳當初和公司簽訂過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如果按正規手續辦理辭職，必須賠償高額違約金。無奈之下，郭某琳只好置被公司扣押的身份證等人事檔案于不顧，連招呼都沒打就跳槽走人了。在她看來，大不了借口身份證丟失，到公安機關重新補辦一個便可。誰知，公司在銀行辦理貸款時，竟以她的身份證為憑，將她作為擔保人，而銀行又疏于審查，于是事情就這樣“成交”了。

以案說法

扣押、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證屬違法

郭某琳有權拒絕承擔連帶清償責任。姑且不論公司扣押郭某琳的身份證，已經違反了《勞動合同法》第9條關于“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不得扣押勞動者的居民身份證和其他證件”的規定，僅就本案所涉擔保合同也是無效的：一方面，《居民身份證法》已明令禁止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證。公司未經郭某琳許可，擅自利用其身份證辦理擔保貸款，明顯與之抵觸。另一方面，擔保合同要求擔保人對擔保事項必須有明確的意思表示，即是基于擔保人內心自覺自愿所產生，否則便對擔保人沒有法律約束力。而郭某琳對本案所涉擔保不僅沒有介入，且根本就不知道，完全是因為公司制造假象、隱瞞真相，加之銀行疏于審查所造成，更何況對應行為還侵犯了郭某琳的合法權利。

案例2

遭遇“被”治病，有權請求恢復名譽

楊某芳受雇于個體戶朱某，在雙方簽訂勞動合同時，楊某芳曾向朱某遞交過畢業證、彩色近照、個人簡歷、家庭住址等資料。半年后，楊某芳覺得朱某實在刻薄，不顧朱某拒絕歸還一切資料，毅然離職而去。2014年2月初，楊某芳發現一處微博中出現了有關她治療性病的內容，不僅有她的照片、家庭住址等一系列信息，甚至還有寫著她姓名的診斷書等治療情況。震驚的楊某芳經過追查得知，仍掌握她一切資料的朱某因行為不檢染上性病后，為保全自己身份，也為了對楊某芳加以報復，遂以楊某芳的身份看病，然后將相關情況在微博上公布，使楊某芳的名譽受到了損害。

以案說法

捏造事實、宣揚隱私侵犯他人名譽權

楊某芳有權要求朱某承擔停止侵害、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暫且不論根據《勞動合同法》第50條規定，辦理檔案轉移是朱某的法定義務，僅就朱某的行為也侵犯了楊某芳的名譽權。因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7條規定，“以書面或者口頭形式侮辱或者誹謗他人，損害他人名譽的，應認定為侵害他人名譽權。對未經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者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隱私，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朱某在微博上發布虛假信息，不僅捏造事實，毀謗楊某芳名譽，且擅自公布楊某芳姓名、照片、家庭住址等也屬宣揚隱私，在楊某芳已受到名譽損害的情況下，朱某自然難辭其咎。

案例3

遭遇“被”廣告，有權要求停止侵害

一家旅游公司在招聘導游時，曾要求應聘者所提交的人事檔案中必須附上5張生活照，以便進行初選。剛走出大學校門，急于就業的毛某萍按要求提供，并通過復試后，與旅游公司簽訂了為期3年的勞動合同。在接下來半年中，毛某萍總覺得該工作并不適合自己，加之遠在深圳的一家單位向她拋來了“橄欖枝”，于是便丟下人事檔案和部分工資不辭而別了。豈料，2014年3月9日，毛某萍從深圳回到旅游公司所在地出差時，無意中發現旅游公司發布的多處大幅廣告中，均采用了她人事檔案中的一張生活照。原來，旅游公司覺得該照片人美山美水美，拍攝技術也是上乘，遂用于自家廣告中。

以案說法

未經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

公司侵犯了毛某萍的肖像權。《民法通則》第100條規定，“公民享有肖像權，未經本人同意，不得以營利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39條也指出，“以營利為目的，未經公民同意利用其肖像做廣告、商標、裝飾櫥窗等，應當認定為侵犯公民肖像權的行為”。即只要未經本人同意、以營利為目的使用他人肖像便屬侵權。本案明顯與之吻合：毛某萍雖是不辭而別，對合同的解除存在過錯，甚至公司可以追究其相關責任，但這并不等于其放棄了自己的肖像權，也不等于已經許可公司任意使用，當屬“未經本人同意”；公司將之用于廣告，無疑是為了牟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