頂著早上6時30分的刺骨寒風，張全收舉起他那只著名的小喇叭，站在工廠操場擺好的一張桌子上，對著900余名列隊的農民工開始演講。

　　20多分鐘，從美元貶值一直講到消費者觀望，幾乎沒有停頓。快結束時，張全收畫龍點睛提醒大家：“明年將是更艱巨的一年，大家不要急，離春節還有一段時間。過年工廠普遍缺工，希望到時能有一批工人留下。家里又冷又凍，找個空當回家調整一下就行。”

　　最后，張全收要求過年回家的舉手。可人群還是齊刷刷地舉起了手，很壯觀。肉眼也能統計出結果：900多人中僅10余人不回家，至少一半人計劃在數天內離開。

　　這是去年12月的一幕。這個冬天，張全收感受到了從未有過的寒意與危機。張是深圳全順人力資源開發有限公司的老板，曾創下有名的“全順模式”：將工人組織起來，哪個廠要人，就“打包”調人過去，這個廠干完了，就調到另外一個廠。即使沒活干，工人也免費吃住，照拿工資。全順公司只需要賺用人工廠支付工資之外的管理費。

　　作為經濟要素中的勞動力輸出通道，全順最早感受到了金融海嘯寒意，這絲毫不奇怪。“去年下半年開始后，工廠訂單不斷減少，工人不斷被退回，沒活干只能回家；進入11月下旬后，公司僅剩下5000多名工人。要不是金融危機，今年全順的人不止1萬多人。算一算，損失了幾百萬。”

　　眼下如何過冬？這個難題讓張全收費盡思索。

　　“司令”焦頭爛額

　　“農民工司令變旅長”，這是大多數媒體用以描述張全收困境的新聞標題。“往年，農民工大多春節前才回家，現在卻要提前兩個月，”張全收認為，“2009年的勞動力市場可能會更加糟糕”。

　　去年12月5日，剛當選老家河南上蔡某村委書記的張全收馬不停蹄趕回深圳，與一名廈門的臺商談了一早上，還特意請臺商到家里走了走，工作人員說，這位臺商的鞋廠雇傭了400名全順工人。“本來要退工人的，見到老板熱情，始終不好意思開口。”

　　當天下午3時，張全收接到河源一家工廠的電話。電話那頭說，即將退回的400名工人因飯卡沒錢，沒法吃飯了。張全收火了，幾乎吼著說：“×的，飯還是要吃的。我明天過去。”

　　但第二天，張全收首先要趕到的是東莞石龍鎮。那里有一家日資電機廠，用了他們900名農民工，廠方剛剛通知，要退回600名工人，剩下的300名工人，也要看情況決定去留。

　　凌晨4時，張全收就起床出發，窗外閃過的車燈，將張全收凝重的面孔映在玻璃上。他這一天的行程是：去了東莞、河源之后，還要折回東莞長安。一日連跑四地，任務只有一個：工廠退工人，他要親自處理善后。

　　去年12月中旬，南方農村報與其他機構聯合舉辦中國農村發展論壇，張趕到會場為農民工呼吁。

　　張全收的客戶多為港資臺資、行業大多為家具、玩具和紡織這類出口導向型的企業，去年9月后，訂單大幅減少，企業不得不把民工遣送回全順公司，而全順公司沒有更好的辦法，只能將他們遣送回鄉。

　　“去年11月初還沒有多大感覺，到了12月，長期合作的日本公司開始裁員了，我給4000多人放了假。”

　　張全收說：“但最近就猛了，事情越來越麻煩，天天放人回家，已經放了1萬名農民工回家。”他的隊伍在縮小，人數遞減到1.8萬、1.3萬、1萬、5000、3000，司令變旅長的說法并不夸張，也是一個不太讓他樂意接受的現實。

　　張全收拿著小喇叭對工人說話，帶記者去廠里看他的工人，這是一個“保留節目”。但現在，這個保留節目都無心上演。張現在戴耳機接聽手里的三星手機，來電不斷，耳朵都聽痛了。

　　國家相關部門的最新調研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2月中旬，我國1.3億農民工中，就有6%的人提前返鄉，也就是說有至少780萬農民工因失業提前返鄉。當然現在這個時候，返鄉的農民工多為正常返鄉。

　　“我就代表了農民工。冷就冷熱就熱，金融海嘯、工廠倒閉、工人返鄉，我這里看得最清楚。”張全收一直認為自己最能代表農民工。

　　抱團與烤火

　　張全收判斷：“2009年更難搞。5月份是個節點，如能熬過去，就沒事；熬不過去的話，肯定就有事。”

　　張認為：“讓企業、讓員工生存下來是第一位的。多大頭戴多大帽，全順3000人工作，可以供6000人吃、住，5000人工作就可以養1萬人。”

　　“現在堅持最重要，提供就業平臺最重要。中小企業是大企業的基礎，沒有中小型企業，談何大企業？所以，對待企業要靈活一點，不要讓它們倒了。”

　　“給企業減輕壓力，讓其存活”、“給農民工一個就業平臺”。這是張常說的話。

　　張全收覺得這時要抱團才行。與他長期有業務關系的廠子，如香港德×紙品有限公司、恒×玩具廠，不少都與其抱團。德×是與張全收關系最好的一家企業。張有一些工人在這個廠子工作。

　　德×生產主管霍松森不否認金融危機對工廠有一定影響。去年7月，他們有600多人，幾層樓的車間都是滿的，生產一種袋子，是銷往美國的禮品袋。當時工人們都是三班倒。

　　“現在只有80來人，一個車間都坐不滿。目前的情況雖然與這個季節性的業務量有關，但也與金融危機的影響分不開。”

　　霍松森透露：“即使面對這樣的形勢，工廠還是盡量多留一點農民工。”

　　廠長張先生認為：“七八年來，我們一直與全順公司合作，關系很好。他們順利的時候也幫過我們，現在我們還算順利，就幫一下他們唄。面對金融危機，老伙伴不幫誰幫？等金融危機一過，經濟好轉，我們可能又要全順幫我們哦。”

　　全順內部抱團取暖也是必要的。即使是在去年12月份，仍然還是有農民工“逆流”從外地來廣東找工作，其中有不少是通過老鄉等關系找上門的，全順仍會盡量接受。

　　在張全收看來，目前的現狀并不是全部都不好，“剛剛就有一家石龍的公司問我們要1000名工人，因為他們在春節前又拿了新訂單，還要加班生產”。

　　堅守與希望

　　和張全收的想法一樣，來自四川的農民工陳國權認為：“能留下來就意味著希望！”

　　1月12日上午11時30分，東莞樟木頭樟洋工業區。太陽照得人有些睜不開眼，冬天的風夾著絲絲寒意，讓剛從公交車上下來的陳國權趕忙裹緊了上衣。頂著風拐進工業區內的一街四巷，道路由寬變窄，沿途不斷的分岔路。最后走過一條僅容兩人并排通過的小路，路盡頭的一棟白色的平房被分割成了四戶，一間15平方米的房間住的是陳國權一家。

　　屋內擺放著煤氣灶，陳國權的母親卻在屋背后支起了爐子，用撿來的樹枝炒土豆片。“煤氣一瓶要一百多吧，加上買菜、房租四口人一個月開銷大概600塊，現在能省則省……”火車疾馳而過與鐵軌撞擊的聲音湮沒了陳國權介紹家里花費的聲音，整個小屋隨著空氣振蕩聲一起顫動。中國南北的大動脈———京九線距他的房子不過30米。

　　12時20分時，讀小學一年級的女兒陳鑫潤走到門口見到一個月未見的爸爸時，未放下書包就直接撲向爸爸懷里，用稚嫩的聲音對著正在收拾飯桌的奶奶說：“爸爸變高了。”陳國權的眼眶有些濕潤，默默的不再說話。

　　32歲的陳國權曾是合俊廠電子部的組長。去年10月15日一早，陳國權隨著數千名工人照常來到工廠上班，迎接他們的卻是緊閉的工廠和大門上貼的一紙通告。

　　陳國權反復讀通告，最后終于明白：空蕩蕩的廠房背后，管理層一夜之間集體消失，他們賴以為生的工廠倒閉了。

　　這對于他來說不啻是最大的打擊。2002年他的姐姐陳桂群進入合俊廠的流水線當上了普工，收入穩定且略高于附近的工廠。

　　2004年陳國權進入合俊工作，不久之后，他在四川萬源魏家鄉的母親、哥哥及女兒、侄子都來到樟洋工業區。

　　現在讓陳國權最懷念的是在合俊廠簡單卻溫馨的生活：加班的話工資可以拿到兩千多；下午下班后還能在800多米外的華聯學校接女兒放學，5歲的女兒喜歡爸爸背著回家；他的家則安在距工廠7分鐘路程的地方，母親已經做好了飯，再加上哥哥、姐姐兩家，陳家十余口人，完全落腳在了千里之外的樟木頭銀洋樟洋工業區一街四巷。

　　去年10月20日左右，樟木頭鎮政府墊付2400萬工資后，陳家兄妹三人像張全收一樣開始尋找工作崗位。合俊倒閉后的幾天，該廠門口已經擠滿了招聘的企業，除了玩具廠、電子廠、制衣廠外，其中甚至還有美容、按摩院招聘廣告，招聘的對象則多為女工。

　　樟木頭鎮政府組織27家企業提供了千余崗位分流合俊工人。

　　洶涌而來的招工企業、長期以來東莞各廠門口掛出的“大量招聘男女工”等條幅廣告讓不少工人一度產生了“幻覺”：工作不用愁，只要想做，隨時可以進廠。

　　但折騰了半個月，他們都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在陳國權看來，所謂合適的工作就是一定要能經常加班的工作，因為只有這樣的工作才能拿到多一些錢。

　　經過半個月的躊躇后，陳國權的哥哥陳國興將衣物等東西打包好，剩下的家什留給了母親，一家三口動身返回老家。當天中午到達東莞東火車站時，他有些詫異，站前廣場上散坐著回家的農民工，驗票的人排起了百米的兩列長隊。陳國興拉著老婆兒子快步上去加入了返鄉隊伍中。

　　與拎著大包小包擠在連上廁所都難的車廂、過年再以幾乎相同的方式顛簸著南下不同，這次他決定回家后不再外出了，給十余年的外出打工生涯畫上句號。他和弟弟商量過：家里六畝田因為在外打工一直拋荒，回家后重新拾起來。

　　同陳國興一起踏上回家路的農民工不在少數。樟木頭石新社區內的合俊工人離開了三分之二：三分之一回家；三分之一去了別的廠。

　　陳國權說，從合俊倒閉開始，他認識的百余人中，半數回家了。他租住的出租屋附近，熟悉的面孔每天在減少，空置的出租屋開始增多。房東們紛紛掛出“有房出租”的小紙板廣告的同時，也向老租客實行20元—50元不等的減租政策。

　　陳國權看來，除了思鄉因素外，多數回家的人是因為被逼無奈：“誰都不想回家，離過年還有一段時間，都想找事情做。”他們每天都奔走于各個工廠之間，見了問候語成了“見工了沒有”，心頭最大的心愿是能有一份能讓他們留下來的工作。

　　但陳國權不愿離開，即使他的家安在城市的角落，嘈雜的鐵軌、并不清新的空氣和令人困擾的治安，但四年的生活已讓他很難割舍，城市畢竟給了勤勞、實干者一次釋放能量的機會。

　　從合俊關門的第三天起，每天早上7點，陳國權都會準時騎著破舊的自行車，從附近的工業區開始挨個找工作。“一天10多個廠，中午回來吃飯停一下又回去。”陳國權的母親回憶當時的光景，很心疼兒子。

　　除了樟木頭外，四處向老鄉打聽工作信息后，他還去塘廈、黃江，最遠去過深圳龍崗，一點點信息也能讓他有勇氣在這個寒冷的冬季里繼續走下去……

　　幸運是不期而至的。去年12月中旬，通過老鄉介紹，陳國權終于在東莞石排鎮塘尾一家糖果廠找到了工作。工資與在合俊時相差無幾，還當上了組長，但每月只放2天的假，對陳國權生活的影響是，從新工廠回到他樟木頭的“家”，要坐近2個小時的公交車，他不得不選擇在工廠里住宿。

　　“工廠缺人，當時還叫我拉30多個人過去，我叫了些工友，結果都沒有去，說石排太遠，工資也不算高。”陳國權需要這份工作，多年打工經歷也讓他心態更為成熟，吃住在廠里，花費比以前少了，“先干著吧，老板人也不錯，穩定后把家人再接過來或想辦法。”

　　危機與和諧

　　相對于陳國權等農民工個體的自我努力來說，怎么過冬？張全收與其合作伙伴有著更大一點的回旋余地。恒×玩具廠就是個不小的奇跡。

　　這是一家港資企業，生產各式各樣的玩具。和其他珠三角的玩具廠一樣，產品以出口為主的恒×玩具廠也同樣遭遇了金融風暴的沖擊，但恒×沒有坐以待斃。

　　首先想到的是開源節流，各方面都要壓縮成本，原來要花5元的，現在就努力減少到4.8元、4.5元，甚至是4元以內，總之是能減就減，恒×甚至發動全廠工人，注意節約資源，杜絕浪費。

　　危機之下，現金為王，原來合作伙伴之間的信用關系也發生了一定的變化，過去可以60天內結賬，但現在不行，一定要現金結賬，以防止呆壞賬的發生。

　　接單時也要審時度勢，衡量半年風險，思量再三，才放心做單。

　　經過一系列的努力，恒×做到了盡力少裁員，“我們原來有2000多工人，現在只減少了三四百人，相比附近的廠子，已經是很不錯的。”

　　留下的人也需要做好思想工作，內部的宣導與維穩成為很重要的工作。

　　早會是每天早上8時必須開的，所有員工都參加。每天不厭其煩講的就是“團結務實，開拓進取”。不許工人鬧矛盾，拉幫結派。

　　“員工日日早上好，員工愛企業，企業愛員工”是他們的口號。

　　員工有什么事情，可以找公司黨支部、團支部，可以找工會，找勞動機構仲裁，就是不能鬧事。

　　更能穩定人心的還是待遇！恒×決定把薪水統一提升為41元—40元/日。

　　“有人認為同行沉船，我可以賺得更多一點。但其實不是這樣的，同行不是冤家，沒有形成產業規模是不一樣的。所以，不僅要幫助同一產業鏈的上下游，而且同行之間也應以協會的形式互助。”恒×廠領導余鋒（化名）認為。

　　恒×選擇了合作伙伴之間的更緊密聯合，你做產品的那一部分，我做產品的這一部分，總之，能合作起來提高生產力和競爭力的，盡量合作起來，甚至包括政府有關部門。

　　“和諧一定離不開政府的支持，”張全收認為，“金融海嘯來臨，一定要得到政府支持。而政府呢，不能空喊口號，要落到實處。可為企業減免一定稅收和房租。政府支持完全可以起到主心骨的作用，可增強企業抵抗金融危機的信心。”

　　積極與政府方面交流則是恒×應對危機的重要經驗，通過積極爭取，恒×獲得了政府在稅收方面的一定優惠。

　　“企業有了信心，對政府來說也是很重要的，只有沒有信心的企業，政府才會放棄。”

　　張全收也定下了應對危機的辦法：工人想提前回家的立即放回家，然后動員部分年前回來，可以在比較缺工的春節期間為他們找到活。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對企業征收的管理費。“要一起渡過難關”。

　　張全收的心里盤算的是，雖然不少企業從目前看，年后訂單比較少，但還是有不少企業節后需要工人的，“我們的工人在春節前就先回來，還是有不少的就業機會的”。

　　“員工的心里也清楚，沒錢就回家，等回去后，有條件又回來。”但張也認為，“工作崗位總體還是可能減少很多，以前是都回來原來工作的崗位上工作，而年后這些崗位可能就不存在了，可農民還得養家糊口啊。這就需要政府進一步擴大就業渠道，在靈活就業的政策法規方面、機制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建樹。”

　　“這次金融海嘯對珠三角企業的沖擊是具有較大普遍性的，需求量整體萎縮的事實不容回避。”于建嶸是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最近他走訪了很多珠三角的生產企業。他認為，各方都必須正視這一客觀事實，無論是外來工、企業還是政府。

　　于建嶸認為，這次金融海嘯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已客觀而又現實地表現出來了，這樣的形勢下，出現外來工回流并不表明珠三角的吸引力在減弱。

　　相反，當地政府當前要重點做好的工作就是，如何保證這些外來工平安順利地回家去。這些工人與珠三角的聯系已經建立，在形勢轉好的時候他們會自然地帶著希望重新選擇回來。現在無奈選擇回去是因為存有希望，將來回來同樣也是因為希望。

　　“最近，我剛剛開完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回到深圳。在這次會議中，我提交了《在金融危機形勢下對實施〈勞動合同法〉的意見和建議》，建議保護中小企業，以穩定就業。我不再僅僅是一個‘農民工司令’，同時也是一個全國人大代表，既要考慮公司的經營，又要考慮怎樣當好全國人大代表，真正做好一名農民工的代言人。”

　　張全收自言：“不管怎么樣，危機面前和諧最重要。只有和諧才能共渡難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