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產經新聞報  王超

　　物價漲，企業職工漲薪呼聲漸起，但老板們也有苦衷：到哪去找這一筆錢呢？

　　近日，有媒體報道，由于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各部門難以達成一致，被職工期盼已久的《工資條例》再次被擱淺。知情人士直言，至少年內無望。據悉，《工資條例》難產的原因是立法涉及到的諸多矛盾還沒有找到解決的辦法，參加立法的各方意見很難統一。設定最低工資、建立工資增長機制，以及同工同酬是目前各方爭議不下的焦點。

　　給職工發工資的是企業主。能不能如實提高工資，最終的決定權在企業主。這似乎也意味著，《工資條例》的難產是企業主在從中阻撓。

　　其實，企業主也有自己的苦衷。尤其是承擔了近80%就業人口的中小企業。“勞動力成本上漲的不能太快，否則中小企業會面臨生存難題。”東莞市外資投資企業協會道滘分會秘書長、泰富服裝有限公司的行政經理梁國紅對《中國產經新聞》記者說。

　　廣東省早在2008年就提出了工資倍增計劃，力爭全省職工工資每年遞增14%以上，2012年工資水平要比2000年翻兩番。在此推動下，東莞市的勞動力成本在以每年近20%的速度激增。這給當地的中小企業帶來了沉重的負擔。

　　東莞很多企業都是代加工，利潤本就不高。工資倍增計劃的出臺直接砍掉了企業的一部分利潤。“再加上原材料成本的上漲等因素，泰富今年上半年的利潤能達到2%就謝天謝地了。”梁國紅說，在巨大的壓力下，東莞一些外資開始打算撤離，轉到越南等地開廠。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時紅秀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現階段，我國勞動力成本上漲過快的話，很容易對我國吸引跨國資本投資、市場要素調節和產業結構調整等方面產生逆向調節作用。更為嚴重的是，職工工資上漲過快可能會對勞動者就業率產生影響。企業主可能會選擇退出實體經濟，潛在創業者不再進行創業。最終甚至造成多敗局面。

　　中國社科院中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陳乃醒甚至質疑《工資條例》的可操作性。他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指出，勞動力市場已經逐漸走向了市場化。薪金水平只能由市場說了算，行政命令效果有限。

　　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曾明確指出，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水平，不能把中小企業當作稅收的主要來源。政府要下決心為中小企業特別是小型、微型企業減稅減費，進一步減輕中小企業負擔，使其留出更多利潤空間用于員工加薪。

　　國家在這一領域的工作也同樣緩慢。備受企業期待的增值稅改革依然舉步維艱，出口退稅優惠措施反而在不斷回調。中小企業創造出的“蛋糕”被政府狠狠地咬了一大口。從財政部給出的數據可以看出，2011年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56875.82億元，增速高達31.2%，是同期GDP增速的3倍。其中，企業交納的各種稅占全國稅收總額的90%.

　　時紅秀指出，我國應該對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實行差別性征稅。在美國稅法典的S分章中明確指出，中小企業的營業所得稅等稅種都明顯低于大型企業。以此來緩解中小企業的壓力。雖然我國一直再提稅制改革，但更多地停留在稅制結構的調整上，如節能環保等，并沒有涉及差別稅率。即使在理論界，也忽略了這一問題，“今后這項研究要提上日程。”

　　“現階段，我國勞動力成本上漲不宜過快，政府更不能依靠行政命令強行往上拉。即使《工資條例》出臺也不應出現更多的強制性條款。工資上漲進程應交給市場自我調節，更多地利用勞資協商辦法解決。政府只需要進行工資指導，例如設立最低工資等。同時，政府的開支也要更多地傾向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以保障勞動者利益。”時紅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