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性訴訟增多法官審案遇四難
本報記者 丁國鋒 本報通訊員 劉俊
一方當事人在10人以上的群體性糾紛達76批次，共涉及4136名當事人，比上一年增加45%。其中，有51批次群體性糾紛是因企業經營困難、歇業停產而引發的職工追索報酬的勞動爭議糾紛，占67.1%；11批次債權人集體訴訟，涉及200多家往來企業與金融機構；5批次直接針對房地產開發企業的集體訴訟，涉及288名購房戶。
這是江蘇省揚州市兩級法院最新統計的涉訴群體性糾紛的數據，時間跨度長達一年多。
三大誘因成群體訴訟“導火索”
據了解，引發群體性訴訟糾紛的“導火索”主要是部分企業資金鏈斷裂、企業負責人“棄企外逃”、房地產市場趨冷等多重因素。
據揚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民二庭審判員王剛透露，僅以揚州某化工有限公司、儀征市某化纖有限公司、江蘇某集團有限公司、某紡織(中國)有限公司4家企業為被告的案件就達116件，涉訟標的總額為5.8億多元。
“案件一經發生就涉及很多家金融機構和交易企業。債權人集中訴訟，對原本就已身處困境的企業無疑是雪上加霜，致使企業歇業停產，甚至破產。”王剛說，以儀征市某化纖有限公司為例，去年以來，這家公司的化纖產品出現滯銷，經營困難，董事長羅某鋌而走險，以合同詐騙方式騙取北京一大型企業1.5億元的預付款。案發后，羅某被刑事拘留。得知消息后，多家金融機構以及22家債權企業紛紛訴至法院，目前共立案32件，訴訟總標的為2.82億元。該企業如今已處于關停狀態。
企業負責人“棄企外逃”，則是群體性勞動糾紛訴訟增多的原因之一。
揚州市中院民一庭庭長沈紅說，2007年揚州全市法院共受理571件勞動爭議案件，2008年該類案件達1033件，同比上升80.9%。僅2008年下半年，揚州全市法院受理的勞動爭議案件就達514件，接近2007年全年受案數。
這些案件中，因企業主“負債外逃”引發的群體性勞資糾紛就達15批次，涉及上千名企業職工。“企業主‘棄企外逃’通常都是有預謀的‘金蟬脫殼’，所以外逃前并無前兆，甚至連企業內部人員也很難察覺。”沈紅說。
企業主外逃使職工利益受損。涉案企業大都資不抵債，工人們就算勝了官司，也難以執行到位。
在寶應縣人民法院受理的馮某等77人申請執行某工藝品廠勞動爭議糾紛案中，該廠因經營不善瀕臨倒閉，企業主攜款潛逃，尚欠77名工人工資32萬余元未付。在執行過程中，法院查明：該廠僅剩下一些機械設備及原材料可以處置，無其他可供執行的財產。
此外，因房市由過熱逐漸趨冷，房地產開發企業資金緊張，開發速度放緩，導致房地產開發糾紛與建設工程糾紛案件逐漸增多。揚州市兩級法院今年1月份受理的涉房企糾紛案件就達86件。
據介紹，涉房企群體性糾紛主要有兩類：
一是部分房企為化解資金短缺，大量向民間募集資金，因房市趨冷，未能及時還款，因而發生討債訴訟，繼而引發材料供應商蜂擁而至，致使房企無法正常經營，導致開發商深陷材料供應商、債主以及已付房款的購房人的多方糾紛當中。僅儀征市人民法院就受理了40余件此類系列案件，這些案件均以儀征金地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為被告。據辦案人員透露，這家公司自2005年1月至2007年1月間，以支付5%至20%不等的高額利息，先后向10余人及1家糧油貿易公司等不特定對象非法變相吸收公眾存款，共計人民幣2517.27萬元。
第二種類型是，因房地產市場趨冷，房地產開發過程中產生大量債務無法歸還，以致權利人紛紛向法院起訴。
單憑法律途徑難以案結事了
揚州市中院副院長徐軍告訴記者，處理此類糾紛案件，在司法實踐中面臨著四大難題。
一是涉案人員眾多，案件審理壓力大。群體性糾紛案件涉案人數少則幾十多則成百，有些當事人抱有“法不責眾”、“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的心態，采取一些不理智的方式，引起輿論關注，給法院審判施加壓力。
二是當事人多為弱勢人群，抗風險能力弱。這些糾紛的當事人多為企業職工和外來農民工，經濟基礎薄弱，一旦企業關停，無法獲得勞動報酬，就會對其家庭生活造成直接影響，因而，訴訟當中這些人的情緒波動大，對訴訟的期望值高。
三是易出現反復。很多案件，進入訴訟的可能只是少數，但是相關利益當事人眾多，他們等待觀望已經進入訴訟的案件的判決結果，在案件審結之后，有可能根據案件的結果再行提起訴訟，形成更大范圍的群體性訴訟。
四是糾紛具有公共性和社會性，單憑法律途徑難以奏效。企業主外逃，企業關、停、并、轉后的職工安置和勞動報酬給付等遺留問題，需要通過市場經濟風險預警與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制進一步健全來加以解決，單憑法律手段，難以徹底化解矛盾，往往是案結事不了。
本報揚州5月5日電
化解涉訴群體性糾紛五項對策
針對宏觀經濟環境下涉訴群體性糾紛突發、多發態勢，揚州市中院院長時永才提出五項對策：
一是盡快建立企業經營風險預警機制，靠前防范“棄企外逃”現象發生。
二是由政府牽頭，由勞動、司法、公安、法院、財政等部門組成應急處理小組，針對突發性群體糾紛實施應急預案。
三是探索在勞動保障部門設立“欠薪保障基金”，從制度上消解惡意欠薪給社會帶來的負面效應。
四是發揮懲罰與威懾機制功能，加大對“棄企外逃”企業主的打擊力度。
五是建立完善多部門聯合救助機制，為弱勢人群暢通司法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