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臨老齡社會問題，國家發改委官員近期明確表態“探索彈性退休制度”，而此前人口學家擔憂的中國養老金體系支付危機，現在因此得到官方答案——推遲退休年齡。中國社會的“未富先老”，在中國官員看來，解決辦法就是老而不休，繼續發揮余熱。
5月25日上午，發改委官員周南表示，通常，如果65歲以上人口占比超過7%，我們就稱之為“老齡化社會”。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國目前65歲以上人口約1.19億人，占總人口的8.87%。可以說，我們是“未富先老”。這無論是對社會養老能力、養老保障體系，還是對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都帶來了嚴峻的考驗。解決養老問題不僅需要政府主導和社會參與，也需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滿足多層次、多樣化的養老服務需求。同時，合理開發老年人力資源，創造適合老年人的就業崗位，探索彈性退休制度。
此前人口學家何亞福曾呼吁，現在中國仍處于“人口紅利期”，養老基金尚且入不敷出，將來隨著老齡化日益嚴重，進入“人口負債期”，一方面老人逐年增多，高峰時達到4億多老人，另一方面年輕勞動人口逐年減少，這種養老金制度總有一天會崩潰。
但現在看來，中國官員對于養老金制度危機早有應對之策：推遲退休年齡即可。
而造成“未富先老”的計生政策，似乎目前并不在有關方面考慮范圍之內。
5月17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景天魁對媒體表示：進入老齡社會以后，將會出現三個難以估量的新的貢獻，或者是新的氣象：一是擴大內需；二是增強社會穩定性；三是傳承人類文明。景天魁先生更是強調：“老年人經驗多，還有一個重要的優點，不大愿意沖動。老年人占一定比例以后，這個社會可能更加容易，比較穩定，比較容易溝通，比較和諧，有這方面的好處，這是從社會管理方面來說，老年人比較遵紀守法，社會經驗比較多一些，行為比較有數，不容易沖擊界線。”。按景天魁看來，這對于當前的維穩工作而言，社會老齡化反而發揮了突出貢獻，計生政策可謂功不可沒。
綜合上述，中國應對養老金制度危機的辦法，可能更多是延長退休年齡，而非改變計生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課題報告根據２００４年到２０３３年每年對退休人員發放的養老金數額趨勢分析后認為，在做實個人賬戶的前提下，從2032年起我國養老金債務開始下降。此時，１９９７年前退休的那一部分老人已經全部在９０歲以上，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已經很低；１９９７年前參加工作卻在１９９７年后退休的那部分“中人”由于多年來的養老金個人賬戶積累，擁有使用自己養老金個人賬戶的權利，政府的負擔將大大減輕。也就是說，如果我國養老保障制度能平穩推進，做實個人賬戶，30年后養老金缺口將得以填平。
但現實的情況是，在目前階段，養老保險每年收不抵支，支付危機日益顯現。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解學智稱，我國每年的養老金壓力主要發生在兩方面，一是征繳的養老金收不低支，每年大約有四五百億元，一直由中央財政在撥付；二是個人賬戶每年被挪用1000多億元用于統籌，目前個人賬戶缺口已經積累到7000多億元。
由于政府部門一直沒有明確如何支付轉軌成本，在實際發放中，在職職工繳納的社會統籌基金遠遠無法支撐當前退休職工的養老金支付，因此造成了在職職工個人賬戶上所積累的資金被大量挪用，給退休職工發放工資，個人賬戶“空賬”運轉現象嚴重。個人賬戶上沒有資金的積累，當然也就無法用于市場投資，這不但影響了在職人員繳納養老金的信心和動力，也損害了他們的利益。
另一方面，急劇增加的老年人口推動養老危機加速逼近。2000年的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全國60歲以上的人口達1.3億，65歲以上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我國已經進入“老齡社會”。到2030年，我國人口結構將從現在的15個勞動力供養１個老人變為3．3個勞動力供養１個老人。中國老齡科學研究中心從事老齡公共政策的原野博士認為，西方國家進入老齡時期一般都花費一百年左右的時間，而我國從控制生育到進入老齡化只用了18年時間。“我們這個社會“未富先老”，所承擔的養老責任越來越繁重�！彼f。
隨著老齡化社會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在職勞動者的逐漸減少，老齡化高峰到來時必然帶來養老金支付危機，目前僅依靠當期財政彌補的做法顯然難以維繼。
與此同時，債務缺口還帶來覆蓋面與企業負擔之間的惡性循環。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研究員唐均進一步分析，目前養老保險運行形成了一個悖論：參保人數越少，個人和企業承擔的費用就越高；承擔的費用越高，參保覆蓋面就越難以擴大。事實的確如此，一方面企業拖欠繳費現象比比皆是，另一方面我國進入老齡化發展最迅速的時期，離退休人數年增長6．64%，但是自2000年以來，參保人數年平均增長只有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