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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裁員工寫50萬字書宣戰比亞迪:公司專捏軟柿子

2013-02-20

【原標題】雅魯藏纏斗比亞迪
  【提要】這是一個小人物與大公司抗衡的故事。80后員工雅魯藏在比亞迪經歷了奮斗和成長,也從員工的角度見證了公司從快速擴張到規模收縮的轉型陣痛。在離開比亞迪后,被視為性格固執甚至有些冷漠的他以筆為旗,向公司宣戰。但個體的局限性和時代的大背景,讓他的抗爭顯得蒼白無力,孤獨無奈。

  小人物與大公司的對壘。時代車輪粘著污穢滾滾向前,有人歌唱,有人哀怨

  文_本刊記者 馬吉英 編輯_蕭三匝

  2012年12月26日,貴州省安順市下著小雨,天灰蒙蒙的,馬路上滿是泥漿,路邊的樓群也好似低垂著頭,氣氛凌亂、壓抑。

  置身這樣一座西南小城,雅魯藏決定以筆為旗。

  從4天前開始,他每天晚上七點半在微博上連載《與之有染—雅魯藏眼中的鮮活比亞迪》。這是他寫的一本長達50萬字的非虛構圖書,目的是“撕開比亞迪背后那些鮮為人知的人情冷暖”。此時,他已經離開比亞迪兩個月。

  除了連載自己的“大作”,他還在微博上轉發其他員工對比亞迪的不滿,并跟一些不理解甚至質疑他的人有節制地打打口水仗。

  在安順的一家咖啡館,他一邊接受本刊記者采訪,一邊翻看手機短信。他之前把書稿發給了若干記者,但仍有不少人對書中內容感興趣,發短信來詢問。

  截至本刊發稿時,比亞迪對此事仍無官方回應。

  比亞迪目前的按兵不動是他沒有想到的,不過他看上去并不擔心,因為“我在公關部安插有同事幫我了解動向”。

  他二十六七歲,但看上去比同齡人老成,說話時語速飛快,像出膛的機關槍。在前后兩次總共長達4小時的采訪中,他面前總是放著一杯泡好的碧螺春,但喝了不到4次,原因是:一說起比亞迪,他實在停不住,沒時間喝茶。

  比亞迪向來不缺少話題:高速擴張、巴菲特力挺、大幅裁員、經銷商退網、新能源光環消退……但遭遇一位前員工50萬字的檄文,卻還是第一次。

  E·羅伊斯頓·派克(E.R.Pike)在《被遺忘的苦難:英國工業革命的人文實錄》一書序言中所說:“這就是工業革命的本來面貌—其中有它的光輝和污垢,有它經過多少人的苦難和勞動換來的巨大成就,有它的恥辱和驕傲,還有,我們不應忘記,有它所揭示的更美好燦爛的無限前景。”

  雅魯藏或許不否認“美好燦爛的無限前景”,但對他來說更重要的是揭示“污垢”、“苦難”和“恥辱”。他要抗爭。

  比亞迪董事局主席王傳福的老家在安徽無為,雅魯藏跟他是老鄉,他進入比亞迪也是通過無為親戚的介紹。

  “雅魯藏”是他的微博簽名。出于對西藏的向往,2009年12月開通微博時,他在鍵盤上敲下“雅魯藏布”4個字,但系統顯示此名已經有人使用。于是他刪掉一個字,成為了“雅魯藏”。他不希望別人知道他的真名,因為“雅魯藏更讓人有共鳴”。

  “他在公司也算是風云人物。”他一位仍在比亞迪的同事宋某說。

  剛進比亞迪時,雅魯藏還是無名小卒,那時候他甚至有點自卑。“可能以前我是個癟三。”他說,臉上閃過一絲自嘲的神情。2007年,他跟著一個無為親戚從老家到了上海,在比亞迪后勤部找了份工作。之后因為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他的工作地點從上海換到了深圳總部。那段時間他過得有些無聊,在公司里自行車被別人偷,他也會偷別人的自行車。

  兩年后的5月,他從比亞迪后勤部調到了銷售公司,工作內容是協助招聘,也培訓新員工。當年比亞迪銷量奇跡般爆發,全年整車銷量近45萬輛,比上一年增長了162%。員工隊伍也如同氣球般膨脹。他的工作狀態被激活了。“每天有這么厚的簡歷。”他用手比劃出20公分左右,“各種名校的,除了北大清華,什么交大、人大的都來了。那時候很有激情,無怨無悔,工資都是按500-2000元的幅度加。帶勁!”

  他開始成為領導賞識的骨干。當時部門里有一項工作是告知新員工需要自己掏5000塊錢買筆記本用于工作,有同事一說這事兒就嚇跑了幾個新員工,當然就被領導罵了,而雅魯藏的說法卻能讓新員工接受此事。“我也沒有騙他們,只是說得比較委婉,這也體現了一個人解決問題的能力。”

  但比亞迪的神話并沒有維持太久。在雄心勃勃地提出80萬輛的年銷量目標后,由于之前擴張太快,2010年比亞迪出現經銷商退網風波,銷量大幅下滑,不得不將年銷量調低至60萬輛,但最終也只實現52萬輛銷售。雅魯藏馬上面臨著把自己招進來的新員工裁掉的窘境。他覺得這很諷刺,但他沒有退縮,反而學會了一種本領,就是讓那些被裁掉的員工即使有不滿,也是針對公司,而不是針對自己。“人都有利己的需要,但在利己的同時又不讓別人覺得你壞,這需要技巧”。

  當時跟他共事的祝某說,雅魯藏“比較陽光”,他一堂培訓課講3個小時,不冷場,還有互動,“他應該是我們科室最有才華的人”。

  更大的諷刺已經在等著他。由于銷售持續低迷,裁員成為比亞迪的常規性動作,到2011年8月,他得到了自己也將被“優化”的消息。

  他去跟上級交涉,上級給他的理由讓他啼笑皆非:“你是個好員工,能力很強,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應該把工作機會留給能力比你弱的人。”

  他認為這是借口,于是憤怒。在此之前2010年5月22日,他跟同在比亞迪工作的女朋友參加公司組織的旅游,發生車禍,他當時的女朋友、現在的妻子因此截肢,他的頭部和胳膊上也縫了50多針。“再堅強的人也經不住天天扎針,現在看到護士都怕了。”在住院3個多月后,他跟女朋友回到比亞迪工作,但公司在處理車禍時的做法讓他不滿。一位曾跟他共事過的前比亞迪員工祝某回憶說:“他當時心情不好,話很少,但沒有發飆。”當得知自己被裁的消息時,他正跟公司有關領導交涉車禍的后續處理問題,也在跟肇事方打官司。他認為有關領導希望借此讓他走人。

  他發了一條微博:“2011年8月29日,比亞迪汽車[微博]銷售所有營銷部立即解散,限定9月30前大家全部自尋生路。就這么突然被辭職了,突然想到了夏總離開的原因。”這條微博后來被轉發上千條,引爆了比亞迪裁員風波,也讓“雅魯藏”在比亞迪一夜成名。不過他對這個轉發量并不滿意,按照他的理解,一個事件被轉發3000條以上才算引起比較大的關注。他關心的是,引起關注后,自己有可能不被裁掉。

  彼時的雅魯藏在同事眼里已經成為“不是很順從領導的人”。“他個性挺強的,跟領導也比較嗆。有些話是其他員工不會說的,他會說。”另一位同事傅某說。在這位同事看來,“有些事情公司做得不是很厚道,但從公司的角度來說也是沒有辦法的”。

  那條微博最終還是幫了他。2011年8月初,比亞迪汽車銷售公司總經理夏治冰離職,侯雁接任。通過這條微博了解到雅魯藏的情況之后,侯雁讓他留了下來,安排他到經銷商培訓部門任職。

  裁員還在繼續。此時雅魯藏已經成為媒體眼中比亞迪內部的深喉。他沒有選擇明哲保身。“最忙的時候70多家媒體天天狂轟濫炸,那時候好忙啊,天天忙到夜里3點多,給媒體回郵件。”他說自己當時“就是想給員工做點事”。

  當時有一個被裁員工的QQ群,成員有幾百人,還有“帶頭大哥”。這些成員被分成6個小組,在帶頭大哥1號被公司收買后,帶頭大哥2號負責總籌。由于自己已經在公司留下,不方便出面,他就把媒體信息介紹給大哥2號,通過后者聯系相關員工接受采訪。

  “很多人不想鬧,覺得比亞迪這么大,我這么鬧能成功嗎?”他認為這種想法是不行的。事實上,后來確實有不少員工拿到了賠償。

  2012年8月,雅魯藏女友所在的部門解散,故對公司和深圳心灰意冷。他也決定主動辭職。2012年10月份他辭職時,覺得公司有送“瘟神”的想法:“丫終于要走了!”

  離開比亞迪并不意味著他和女友的生活陷入窘迫。因為車禍,公司曾為他倆組織過捐款,據說王傳福本人也捐了10萬元,總捐款數額超過公司以往任何一次捐款。他起訴肇事方的官司也已經勝訴,可以拿到一筆賠償款。但這時他已經不是那個剛從無為老家出來、對大千世界充滿想象的懵懂青年,五年的比亞迪生涯徹底改變了他。

  他總結自己最大的心得有兩點:會哭的孩子有奶吃,比亞迪專揀軟柿子捏。

  離職后的雅魯藏陪女友回到了她的老家安順。他沒有馬上找工作,而是用攝影、看書、看電影、炒股這些事把自己的時間填滿。同時,他也考慮讓自己在比亞迪五年的生活經歷被更多人知道。跟雅魯藏的固執相比,女友的性格更為溫和,她對此的態度是“不反對,也不支持”。

  12月22日,他發微博說:“有些事情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隨后,他開始用50萬字的文章連載向自己曾經奮斗過的東家“宣戰”。

  書在他辭職之前就已經寫完,更確切地說,他是從2011年11月21日動筆,到2012年1月12日寫完50萬字,只用了40天。“你說我有多大的毅力?”那段時間他每天下午5點半下班,晚上7點開始寫作,一直寫到11點,寫到頭暈目眩。他給自己的規定是每天必須寫1萬字,寫不完不睡覺。

  “公司一定沒想到我走之后又給他們整這么一出。”他認為自己這件事做得很出其不意。但很難說公司對此毫無預感。在他的離職協議上,有這么一條:“離開比亞迪后,請勿在微博和論壇發布有關比亞迪的負面內容。如有發布,在比亞迪通知后立即刪除。”他知道這是針對他的。

  雖然他更換了自己的電話號碼,但在微博上留了郵箱和QQ。既然公司沒有通過這些途徑通知他,那也就不存在所謂負面。這讓他有理由認為這本書是符合協議規定的。

  “我和比亞迪的現在,源于公司對我們種下的冷漠的惡果。”他說。

  看起來,連載內容下評論者寥寥并沒有讓他沮喪,在他的理解中,還是有不少比亞迪員工在關注這件事,但不敢說。“私信聊得多。”他說。

  還有比亞迪的經銷商聯系到他,要給他一筆錢,“把這件事炒一炒”。他考慮再三,覺得不妥。他擔心那樣會讓這件事超出自己能力控制范圍之內,被人利用。

  在此之前,他曾經看過一本書,叫《我在華為的日子》,講述的是一個叫董延明的人在華為兩年,如何從一個躊躇滿志的菜鳥成為領導倚重的紅人。“董延明”也是作者的筆名。

  跟雅魯藏不同的是,現實中的董延明把華為當作自己職業生涯的跳板,在離開華為之后跳槽去了外企。他寫這本書也不是因為像雅魯藏那樣被公司深深傷害,而是由于“奇怪的虛榮心”,想要證明自己除了寫程序之外,還有別的一技之長。

  當時《我在華為的日子》在天涯連載,圍觀者甚眾,“別人一直吹捧,我就覺得不屑于跟他們說話了。”在北京,董延明對本刊記者說。

  雅魯藏或許也會有董延明的心態,但他目前或許不是不屑于回應別人的吹捧,而是不屑于回應別人的質疑。“已經離開了,這樣做有意義嗎?”“如果你把怨婦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會有不同的結果。”有人在他微博下評論說。他回復了一個“懶得理你”的表情。

  他覺得自己沒做錯什么,但質疑者的聲音卻似乎讓他變得被動。

  他最新的想法是,把他和女友住院時寫的共18萬字的日記在網上公布出來,那樣可以打消一部分人的質疑。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些質疑他的人并沒有讓他退縮,反而激發了他更大的斗志。“我很強大,沒有什么事情能打敗我,人家罵我也好,打擊我也好,我都可以接受。”

  如果在五年前,冷靜可能會是雅魯藏的一個支持者。他是《我在華為的日子》的出版商。他曾經對書籍出版充滿情懷,關注員工個體與大公司之間發生的故事,推出過《我在華為的日子》、《奪標》等。但這類書并沒有給他帶來多少利潤,現在他關注的題材是保健和養生。“寫個人與公司關系的題材,書商并不太看好。”他說。“從寫作質量來說,很多開始寫作的人,非常容易從自身出發,失去了觀察事物的角度和高度,被自己的個人情緒所糾纏,被更多狹隘的東西所蒙蔽。”在他看來,從個人的角度來寫一家大公司,這個題材本身就很平庸。相形之下,勵志類圖書更受歡迎,因為這類題材對閱讀者的幫助更為直接。

  雅魯藏承認自己對比亞迪的看法有個人情緒,說他偏激他也可以接受。他也曾經想過自己是不是個睚眥必報的人。結果是他自己也沒想明白,不過他并不否認,“對那些對我不好的人,想到報復他們我就很激動”。但誰要是對他好他也會銘記在心。在他“很多卑微的愿望”里,有一個是,他開了大公司,有錢了,他要蓋一個商品房,里面住著的全是對他好的同學朋友,他把房子送給他們。

  也有人覺得他冷漠固執,他覺得現在社會就是以成敗論英雄。“哪天我成功了,別人也會說就是因為他的固執才成功的。這些,我都想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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