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透露，在王凌艷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層曾向總部匯報了相關情況，大意是:“目前還沒有媒體獲知此事，已通知媒體辦作應對準備。”“已經通知廊坊市安次區的區委書記，并請他協助控制媒體。”“我們這邊已安排好兩隊人員，日夜輪班照看死者家屬，請董事長放心!”

2010年1月10日，半輩子沒離開過河北邱縣的榮凡英被一個電話叫到廊坊。電話來自一個叫“富士康”的公司。電話那邊平靜地說:你的孩子出事了。

一個半月后，比榮凡英小六歲的河北鹽山縣農民王建坡重復了類似經歷。

榮凡英的大兒子榮波，王建坡的大女兒王凌艷，一前一后進入富士康精密電子(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廊坊富士康)工作。2010年1月8日，19歲的榮波從廊坊富士康A06員工宿舍墜樓身亡；2010年2月22日，16歲的王凌艷被發現死在員工宿舍的床上。

和深圳富士康的“九連跳”備受關注不同，僅有3萬員工的廊坊富士康，在相近時段內接連發生的這兩起死亡事件，至今無人提起。

據透露，在王凌艷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層曾向總部匯報了相關情況，大意是:“目前還沒有媒體獲知此事，已通知媒體辦作應對準備。”“已經通知廊坊市安次區的區委書記，并請他協助控制媒體。”“我們這邊已安排好兩隊人員，日夜輪班照看死者家屬，請董事長放心!”

……

從樓下墜落后，榮波成了“無名尸”

掀開一張寫有“福”字的舊年畫，榮凡英小心翼翼地從墻洞里摸出一個紅色塑料袋，抖落在用鐵架子和木板搭起的方桌上，從里邊找出榮波的身份證、火化證、富士康員工卡、勞動合同……

“電話只說榮波出事了，要家里趕緊去個人。”遞過榮波的證件，榮凡英的手在發抖，眼神空洞，迷茫中略帶疲憊。

“榮波在富士康做什么工種?”

“不知道。”

“公司怎么解釋孩子的死亡的?”

“當時說賠償，我們就想算了(不追究了)。”

“孩子是自殺?”

“他殺。”榮凡英的語氣突然堅決，好像對“自殺”兩個字很在意。

“但協議上寫著跳樓死亡。”

“公安沒認。”

“他家小子這么聰明。說是自殺，誰信?”看著榮波長大的鄰居喬強插話。

“怎么個聰明法?”

“去年入伍考試，他都被驗上了，能不聰明?”

在榮家低矮昏暗的土房里，榮波帶回來的北京城區地圖是最大的裝飾物，就貼在屋門旁邊的墻上，“以前榮波在北京的工地上打過工，從來沒出過什么問題。”

正對屋門的墻上則貼滿了二兒子榮祥朋的獎狀，大部分獎狀上的“朋”字被涂改成“舉”字。“榮波可調皮了，把弟弟名字改成自己的(榮波也叫榮祥舉)。”

據廊坊富士康員工小李說，事發第二天，人力資源部門要求各單位清點人數，“據說有人跳樓了，死者是頭朝下落地，面目無法辨認，身上沒有任何可以證明身份的東西，公司只好讓各個部門確定少了誰。”

據有關部門最初的報告，上面寫的也是“無名尸”。小李很奇怪:怎么會無名呢?爹媽都給取了名的，怎么到了富士康就成了“無名尸”呢?

關于這起跳樓事件，多數員工得到的信息是:跳樓的人走得很安詳，全身洗得干干凈凈，衣服也是，鞋底幾乎沒有灰塵。由此，一些人相信這就是自殺。

“說不定早洗干凈了。”喬強覺得即使傳言是真，也不能排除榮波遺體在被警方發現之前就被處理過了。

“榮波死后，他的床上放著一張紙，”榮凡英清楚記得這樣一個細節，“上邊寫著‘榮波是王八蛋’”。

王凌艷出事的那天晚上，把她拉扯大的奶奶做了一個怪夢:夢里看到一車的人哭哭啼啼。第二天醒來，奶奶去找住在同村的弟媳解夢。但剛坐下來，電話就追過來說:盼盼出事了。

盼盼是王凌艷的小名。盼盼離家去廊坊富士康求職；2月23日早晨7點16分，同宿舍工友發現王凌艷沒有起床。叫來醫生后發現，王凌艷口角有白沫，已沒了心跳；7點35分，廊坊市人民醫院確認王凌艷死亡。

在廊坊市人民醫院開具的《居民死亡證明書》上，王凌艷就被定性為心臟猝死。

“孩子身體一直沒什么毛病。連感冒都很少。”王建坡的妻子對最終的說法很不滿意，“平時都好好的。怎么到了他那公司第一天，孩子就沒了。”

“孩子之前跟家里聯系過嗎?”

“打過兩次電話。打電話時很高興，說體檢通過了，合同也簽了。”

“第二個電話呢?”

“再打電話就變得有些急躁。說感覺很膩歪，同宿舍的人說話口音都很重，沒法交流。后來我勸她說上了班就沒事了，她有些生氣地說‘聽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后來掛斷電話。”

這成了王凌艷跟父母說的最后一句話。這句“聽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究竟是什么含義，也成了王建坡和他的妻子幾個月來解不開的心結。

王凌艷的死亡醫學證明顯示，王凌艷還只是一個孩子。在“實足年齡”欄，清楚地寫著:16歲。而身份證號顯示，王凌艷生于1994年4月3日。

為加入富士康，王凌艷借用了22歲的王凌風的身份證。事發后，富士康方面告訴王建坡，滿17歲就可以加入富士康。“但是，因為身份證問題，原本說賠償11萬6，最后只賠償了11萬，”王凌艷的伯父王建國說。

“當時有沒有調查死因?”

“心都亂了，沒想那么多。”表情憨厚的王建坡略帶尷尬地說，“而且是個女孩，不方便檢查身體。”

“沒有解剖?”

“沒有。孩子還未成年，(按風俗說)解剖不好。”

“怎么確定的賠償?”

“賠償5年的工資，差不多11萬多。”

“你們有沒有提別的條件?”

“提了，讓多賠償點，但公司沒答應。”

很有“誠意”的“捐贈”

幾無再去廊坊可能的榮凡英和王建坡，都在廊坊辦了一張銀行卡。辦卡的目的是“接收富士康的賠償金”，但在富士康與他們簽訂的協議書上，并沒有出現“賠償金”字樣。

在兩張協議書的第三條寫著:“乙方(即富士康)秉承愛心原則，人道救助，特向甲方一次性捐贈人民幣(……)元”。但直到記者看到協議書，王建坡依然沒有意識到領取的是“捐贈金”，而非“賠償金”。

“他給了我們這份協議書，說可以賠償11萬。”

“當時說的是賠償?”

“記不清了，孩子走了，當時心里都亂了。”

被“捐贈”的不只王建坡。村民公認的老實人榮凡英也沒有意識到自己拿到的是什么錢。“一直都是外甥在幫我處理，賠償金也是他幫我查收”，榮凡英說。

跟榮凡英不同，在縣政法委工作的外甥清楚協議書的細節，并向記者特別強調這是“贈與”不是“賠償”，并表示“富士康領導很開明，表現得很有誠意”，希望“不要報道，以免造成不利影響。”

不過，“誠意”顯然沒有體現在付款速度上。現在距離簽訂協議書已經四個月，榮凡英還沒有拿到全部的“賠償金”。而按照協議書第四條約定:雙方簽定協議一個月內，乙方要將十五萬元款項匯款到甲方指定郵政儲蓄賬戶……

晚簽一個多月協議的王建坡則已收到全款。

對比兩份協議書可以發現，雙方對付款日期的限定并不一樣。榮凡英拿到的協議書上，限定一個月內付款，而王建坡的協議書則限定自簽訂協議日即付款。

盡管付款時間出現區別，但協議書的第六條則基本一致:在乙方(廊坊富士康)支付完上述款項后，雙方就王凌艷死亡(榮波身亡)處理事宜終結。甲方及其親屬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富士康要求支付任何費用。雙方法律關系終結，后續任何狀況與乙方無關。

“他們說了，剩下的錢這幾天就給，這幾天就給。”榮凡英不住地點頭，就像是在給自己打氣。

“王建坡家?前邊胡同，柵欄門就是。”

“柵欄門?”

“對，竹坯子門。”

……

“榮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這有兩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還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榮凡英一家姓榮；星馬村有兩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門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貧困與清苦。

“就這兩間正房住了幾十年，去年農歷6月，他老婆就跑了，窮怕了”，身高1米72的鄰居喬強低頭進門時，一不小心頂在門框上。此前，彎腰進門的記者已經頂過一次。

“前兩年這房的大梁還折了，政府補貼了50塊錢。”榮凡英說到這顯得很不好意思。

榮家為數不多的可以看見商標的物件是半盒香煙。坐在由三個破舊單人床拼成的“大床”上，榮凡英每隔一段時間就向我們遞煙，我們說“不吸”，他便不太熟練地把煙放回煙盒。過一會兒，再拿出來遞給我們，如此往復多次……但煙拿來拿去，我們不吸、鄰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戶，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幾家都是沒有兒女的老人”，鄰居說，“你們能不能反映一下，給他多發點補助?”

王建坡家的條件稍微好點。正房比榮家多一間，而且告別了紙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樣只有一間。王凌艷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覺就跟爸媽和小自己5歲的弟弟擠在一個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邊還有三間土房，房頂已經塌掉，只剩下土墻和沒了窗紙的木格窗扇，安靜地掛在散亂堆放的柴禾幫邊。

“上到六年級，盼盼就不想上學了，想早點給家里掙錢，”王建坡說。

“這個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來”，王凌艷的伯母說。

不過，內向、不愛說話、膽小，是奶奶、爸媽、伯父對王凌艷的評價。去年秋后，王凌艷到與鹽山縣相鄰的黃驊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媽媽叫回家，“就是擔心她，這個孩子膽小，見到蟲子都害怕。”

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議。大年初三，王凌艷就跑到縣城的一個電子工廠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塊錢。初六，堂哥說認識富士康的老工人，可以推薦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兩千元。

沒有太多的猶豫。王凌艷于初七這天動身，由一個叫張蓉毓的老鄉介紹，初九便進入廊坊富士康。事發后，王凌艷的媽媽在床上躺了幾個月。這個從貴州嫁到鹽山的母親很后悔當初沒攔住女兒，“去黃驊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說實話，一個月要是能掙2000元，對我們這種地的人來說，那真是頂天了，”王建國說。

“我去年帶孩子去了一趟貴州，見到了姥姥、舅舅，”讓凌艷媽媽欣慰的是，“舅舅他們都很喜歡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