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宜的勞動力是過去三十年中高增長的關鍵因素，但它也造成了嚴重的收入不均，這幾年更是愈演愈烈。如果工資水平能夠切實提高，那就意味著中國經濟邁上了發展的新臺階，收入不均將逐步消除。不幸的是，目前中國尚未邁出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恐怕也不會。

作者：樊綱

最近，關于勞動力短缺、勞資糾紛、增加農民工工資的報道屢見報端。這些報道難免引起人們的擔憂或預期——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正在消失。

我個人希望中國作為低工資生產商的比較優勢早日消失，越早越好。作為一位中國經濟學家，我為什么會盼望中國比較優勢以勞動力成本升高的方式削弱呢？畢竟，當一個國家仍然缺少像較高的教育程度、有效的市場和企業、強大的創新能力等真實優勢時，維持低工資以保證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

便宜的勞動力是過去三十年中高增長的關鍵因素，但它也造成了嚴重的收入不均，這幾年更是愈演愈烈。而持久的、越來越嚴重的不平等可能造成社會危機從而拖累增長、破壞競爭力。中國必須避免發生這一情形，而如果工資水平能夠切實提高，那就意味著中國經濟邁上了發展的新臺階，收入不均將逐步消除。

不幸的是，目前中國尚未邁出這一步，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恐怕也不會。超過30％的中國勞動力仍以農業為主要收入來源，而美國只有2％，韓國只有6％。另有30％的勞動力屬于農民工不干農活，而是在工業和服務部門打工，他們的收入已經翻了一番。

農民工的平均年工資只有1500美元，但已比農業勞動力高得多。收入差距已成為農業勞動力尋找收入更高的非農工作的有力動力。不難理解，如此競爭壓低了非農工作的工資：在過去15年中，非農部門勞動生產率大約以每年10%-12％的速度增長，但農民工真實工資的年增幅只有4%-6％。結果，低端勞動力和專業人士及投資者的收入越拉越大。

所有這些意味著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任重道遠。要使農業勞動力減少到勞動人口總量的10％以下（從其他地區的歷史經驗看，10％是使中國達到農－工工資均衡的比例），中國必須創造1.5億個新非農工作崗位。

即使中國經濟保持每年8％的增速，也需要20—30年時間來對農村勞動力進行再配置并達到“充分就業”。這意味著每年要創造800萬個新工作崗位，其中500萬個提供給離開農村的農民工。

在中國漫長的工業化進程中，工資將逐漸增長，但增速很難趕上勞動生產率。這對于消除收入不平等是個壞消息，因為資本收益和高端工資增速將快得多。但對于競爭力來說，這倒是件好事，因為中國人的工資將維持相對“有效工資”較低的水平。

事實上，近幾年工資的增長并未改變中國公司的基礎成本結構。高盛的分析表明，盡管真實工資有所增長，但勞動成本占生產總成本的比重一直未高于2001年的水平。這一趨勢在2010年上半年亦未改變。

為避免嚴重的社會對立，中國（各級）政府已經有所介入，強迫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并加大低收入者社會保障網的投入。在某些省份，最低工資已經提高了30％以上。但最低工資通常要遠低于有效工資，因此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工資和勞動生產率不匹配的狀況。

用政府強制政策人為提高工資可能減緩勞動力再配置過程，造成“剩余勞動力”長期存在。在市場均衡工資上升到足以令勞動需求方開出誘人薪水之前，收入不均的情況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

那么，在中國設廠的公司——不管是跨國公司還是中國本土企業——會離開中國前往越南、孟加拉國或莫桑比克嗎？有可能。但這只有在其他國家的工資相對更有效率（即那里的生產率比中國高得多）才會發生。光是中國名義工資的增長還不足以導致企業的遷移。就目前而言，總體來說不會發生這種情形。

中國的工資效率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處于較高水平，證據是在過去12個月中，外國直接投資（FDI）在工資有所增長的情況下仍加速增長。比如，7月份FDI同比增長率達29.2％，遠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造成中國FDI強勁的因素有很多，但這的確意味著工資增長本身可能并未影響投資者最擔心的資本收益。

不管從哪個角度看，中國的工資問題都要比想象當中復雜得多。名義工資或許會增長，但由于通貨膨脹，實際工資會停滯不前。即便真實工資在某些沿海城市有所增長，“勞動力過剩”也會將全國平均水平拖在一個較低的數字上。再退一步，即使全國真實工資有所增長，只要勞動生產率增速更快，中國的競爭力也不會受到影響。

因此，結論似乎是，在未來10年甚至20年內，中國的競爭力都不會因工資增長而受到威脅。由于中國在短期內不可能完成勞動力從農業向現代經濟部門轉移的再配置過程，在可以預見的未來，中國仍將是一個具有成本競爭優勢的經濟體。

（作者為北京大學和中國社科院經濟學教授、國民經濟研究院所所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Copyright：Project Syndicate，2010。）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