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高”司法解釋力壓國企高管瀆職

　　法治周末記者 趙晨熙

　　一部司法解釋在這個春節期間成為了各界關注熱議的焦點。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發布了《關于辦理瀆職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以下簡稱《解釋(一)》)，其中第七條規定，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在行使行政管理職權時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立法解釋的規定，適用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這一規定，也是我國法律首次明確瀆職罪主體涵蓋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這部司法解釋也因此被一些民眾調侃為“國企高管的噩夢”。

　　“這部司法解釋的出臺有著極大的積極意義。”電話那頭，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黃京平的聲音顯得比較興奮，“瀆職與貪污賄賂是最常見的腐敗犯罪，但一直以來我們對瀆職罪的重視程度還不夠，此次‘兩高’發布的司法解釋明確、細化了瀆職罪的主體等一系列問題，充分表明了國家嚴懲瀆職犯罪的決心，為我國今后強化打擊瀆職犯罪提供了很好的依據和契機。”

　　國企領導瀆職花樣多

　　此次最高法和最高檢發布的《解釋(一)》之所以能引起廣泛關注，主要是因為在瀆職罪主體中明確了“國企人員”這一備受關注的群體。

　　黃京平認為，國企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作為國企工作人員，本應勵精圖治，為企業建設發展做出貢獻。可如今，國企管理者或工作人員在崗位上不作為并利用職務便利徇私舞弊、濫用職權、玩忽職守的消息頻頻曝出。這也直接導致了近年來很多國企經營慘淡，國有資產流失嚴重，僅2008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的虧損企業戶數就達到6589家，虧損金額高達3199億元。自己所掌管的企業長期處于虧損狀態，但國有資產卻依舊成為高管們翻云覆雨的資本和私人享樂的“提款機”，他們的多方斂財，肆無忌憚、不顧國家資產流失而“家天下”，讓國企成了“窮寺廟”，他們卻變為“富方丈”，不僅損害了企業本身的利益，更損害了國家與人民的利益。

　　2010年11月，沈陽燃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老總尚皓被曝出在管理企業時無所作為，致使企業欠下巨額稅款，在此情況下，尚皓仍將辦公談事地點“搬”到當地的洗浴中心，一個月下來光洗浴就洗掉8000多元人民幣。

　　尚皓絕非個例，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檢察院的工作人員韓彬告訴法治周末記者，當前國企人員瀆職犯罪現象比較嚴重，表現形式也是五花八門。

　　韓彬介紹，現在某些國企單位管理者濫用管理職權，利用企業資金管理上的漏洞，采取虛列開支，虛設項目，加大成本，抽逃盈余資金等辦法，設立“賬外賬”來套取國有資金；也有的直接截留企業利潤收入不進賬，個人貪污或集體私分“小金庫”。

　　比如山西省電力科學研究院原院長陳懋龍及兩名副院長毛原祺、宋躍紅，財務科科長王建政，經營科科長王玉琦，自2001年2月起，就采取虛報應付款和成本的方式，從院財務賬上套出現金，再以職工養老保險金的名義先后8次將458.9萬元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全體職工名下，隨后又將該款一次取出，存入工商局臨時驗資賬戶，造成該款是由全體職工個人出資的假象，并通過虛假材料注冊成立了民營性質的騰創公司，僅此一項，就侵吞國有資產近500萬元。

　　此后，他們又以為職工謀福利為借口，集體私分企業資產。通過院黨政聯席會議“民主決策”等“合法形式”，想盡一切可以借用的名目，通過“合同兌現獎、外協費、慰問金、加班費、補助費”等理由，違法發放額外工資，私分了4200萬元的國有資產。

　　除了上述形式，韓彬介紹，用他人名字在國內外注冊自己的私有公司或與親戚、朋友等相關利益人合股開公司，故意將企業之間債權隱匿下來，用虛假發票收取對方欠款，存入自己公司賬上，以扣除“勞務費”、“代管費”等形式節流后再上繳單位；經營本企業或相關企業、單位的產品和所需購進的材料，從中撈取利潤，形成國企“掏錢鋪路”，個人“收費盜利”……都是國企瀆職犯罪的表現形式。

　　當前國企管理人員不履行職責，默許下屬經管、財務人員“減資產加負債”也給國家資產帶來了不小的損失。韓彬介紹，通過把已付款作應付款掛賬，實行“三少三多”，即少反映賬外收入、利用管理、支配、處置企業資產的職權和對企業家底比較了解的有利條件，制作資產負債表或財產清單時隱瞞或縮小實際財產數額，把債權作為呆賬、死賬購銷，少反映利息收入、少報投資收益，多反映應付款、企管費，多報支出款項等手段，都給國家資產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嚴懲瀆職犯罪

　　韓彬指出，如今國企人員瀆職犯罪已呈現出瀆職行為與貪污賄賂共生共養、相互依偎等特點，造成了國有資產大量流失，使企業陷入困境，職工工資、養老保險等缺少保障，極大的激化了社會矛盾。

　　在韓彬看來，國企人員瀆職犯罪的日益嚴重，與相關法律規定存在漏洞不無關系。

　　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九章瀆職罪主體適用問題的解釋》規定，在依照法律、法規規定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或者在受國家機關委托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的組織中從事公務的人員，代表國家機關行使職權時有瀆職行為的，依照刑法關于瀆職罪的規定追究刑事責任。

　　然而對于該立法解釋規定的“組織”中是否應包括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卻出現了不同意見。這主要是由于刑法在瀆職罪之外還在第一百六十八條專門規定了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的失職、濫用職權犯罪。

　　對瀆職罪主體上存在的認識歧義也直接導致了各地司法實踐中的執法不統一，讓一些人鉆了空子。韓彬指出，特別是對于那些沒有過多涉及為自己牟取私利，而是因疏忽大意等造成事故或經濟損失的國企管理者們，大多只是受到黨紀、政績處罰，并未因瀆職罪受到懲處。

　　例如2010年到2011年短短一年多時間里，中石油大連石化分公司就接連發生數起火災等安全事故，不僅造成了財產損失，更嚴重危害了企業員工和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但最終相關責任人只是被處于警告和免職處罰，并未因瀆職罪而受刑，起不到警示作用。

　　在黃京平看來，其實早先的法律規定已較為清晰，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針對的是企業管理事務，2002年的立法解釋則是限于國家行政管理事務，二者并無矛盾，在實際中有些瀆職類案件也依照法律進行了懲處。

　　2009年2月，江蘇省鹽城市市區飲用水源發生嚴重污染事件，經查系該市標新化工有限公司非法排污所致。該公司屬市環保局飲用水源保護區環境監察支隊二大隊管轄。2009年3月，時任二大隊大隊長的崔某因涉嫌環境監管失職罪，被阜寧縣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兩年。

　　一審判決后，崔某以自己不符合環境監管失職罪的主體為由提出上訴。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為崔某所在單位系受國家機關委托行使環境監管職權，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黃京平認為，此次通過發布司法解釋來明確國企事業單位員工等可作為瀆職罪的主體十分必要。一方面這可以給國企事業單位中圖謀不軌的僥幸分子增添震懾與警醒的分量；同時也有助于消除實際執法中的認識偏差，有效打擊此類犯罪。

　　“雖然司法解釋明確了國企員工等可作為瀆職罪的主體，但也不能簡單將此類主體犯罪完全納入瀆職罪，要具體分析。”黃京平強調，如果這些人是在行使企業內部管理事務時出現的失職、濫用職權等，依舊適用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條之規定；如果是在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權時失職，則適用瀆職罪。

　　除了較受關注的主體問題外，此次發布的《解釋(一)》也有不少值得稱贊的亮點。韓彬指出，針對當前瀆職罪中較常見的濫用職權罪及玩忽職守罪，司法解釋明確了他們的定罪量刑標準，即對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的“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這一結果要件的認定作出了具體規定，避免了在實際執行中司法機關出現量刑標準不統一等情況，更好地保障了瀆職類犯罪的公正審理。

　　此外，《解釋(一)》的第三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瀆職犯罪并收受賄賂，同時構成受賄罪的，以瀆職犯罪和受賄罪數罪并罰，這也是法律首次明確了瀆職罪的數罪并罰問題。

　　針對某些瀆職行為已過追訴期限而不能追究刑事責任的案件。《解釋(一)》第六條規定了以危害結果為條件的瀆職犯罪的追訴期限，從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有數個危害結果的，從最后一個危害結果發生之日起計算。避免了因追訴期限計算不當而輕縱犯罪，大大提升了對瀆職犯罪等職務犯罪的威懾力和懲治力。

　　“這次由最高法和最高檢共同發布的司法解釋，不但對瀆職類犯罪的眾多實際問題作了進一步的明確化、細化和具體化，并統一、強化了具體的司法標準。”黃京平認為，這些都體現了國家逐步強化打擊瀆職類犯罪的決心，而從《解釋(一)》中的“一”字來看，關于瀆職罪的其他問題今后也會陸續出臺司法解釋，這些都會更好地幫助打擊犯罪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