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上述人員在法律上設置就業門檻，在很多場合下我都能理解，如《公務員法》、《法官法》、《檢察官法》、《律師法》等法律都明確把“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排除在外，即使他們并沒有被剝奪政治權利。其實，能成為公職人員本來就有很高的門檻了，就算法律沒有這樣的禁令，這些曾犯錯的人也難以勝任。他們中的大多數自身文化素質較低，經濟狀況不好，年齡也不具優勢，且經過一段時間封閉的改造生活，不具有滿足社會發展需求的從業技能，更由于他們比別的就業者多了一重不光彩的過去，喪失了再就業的競爭能力。

    我曾經去監獄、戒毒所、未成年人管教所采訪過，這些高墻內的人們十分渴望能改過自新后能夠得到人們的認可，找到一份能夠養活自己的工作。哪怕從最臟、最累、最危險或人們最不愿意干的崗位干起，除了回家種地或干個體外，只有保潔、保安員等為數不多的崗位可接納他們，事實上現在守大門、看管倉庫的保安員中不少也有“過去”。《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的出臺，給保安員的資格設置門檻，會堵住這些弱勢群體的就業渠道。

    保安員一般是體力勞動，不需要太高的學歷。這些回頭的浪子，不少身強力壯、行動敏捷，滿足當保安員的硬件，至于勝任一名保安所需要的道德品質和責任感，人們心里也會打個問號。我想立法者也是出于職業風險性的考慮，把他們排除在外。但是，就拿危害性最大的刑滿釋放人員來說，不是判定他們已經改過自新，才讓他們回歸社會的？如果還設置這樣那樣的門檻，就存在對刑釋人員自身和監獄教育改造制度的雙重不信任，不相信他們真正能改好，不相信干警們的感化改造功效。這顯然是一種就業歧視。

    我國安置刑滿釋放人員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這個特殊的群體既表現有弱勢性又表現出風險性。從社會學的角度說，他們回歸社會后不是通過社會定位自己，而是通過自己觀察社會，這種逆向思維容易將自己排斥在社會之外，對社會生活的耐挫力差。走出高墻后，若不能獲得滿足衣食住行基本需求的正當職業，不能在社會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沒有一個客觀上的群體歸屬，自卑、無望、受歧視的感覺在遇到誘發因素后容易導致他們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甚至產生對社會的報復心理。

    對于刑滿釋放人員而言，面臨著原單位不要，新單位不收，個體攤位飽和，自己做生意又缺資金等無路可走等狀況，他們懼怕被社會拋棄的心理比其他人強，他們盲目流動的概率增大，要是在國家再出臺諸如《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等政策，人為設置就業門檻，無疑把他們逼進死胡同，難免重操舊業，讓教育改造成功前功盡棄。更何況還有那些行政拘留、收容教養、強制隔離戒毒等人員本身并沒有犯罪，主觀惡性較小，難道也不能給他們一個再就業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