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產業工人的主力軍，新生代農民工的城市生活和想象中的還有不少差距——
請給他們多一些關愛
編者按：溫家寶總理日前在北京考察工作時說，要像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對待年輕農民工，讓他們逐步融入城市生活。這引起社會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更大關注。“80后”、“90后”已經占到我國農民工總數的60%。與上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高，渴望融入城市，重視社會保障，維權意識更強。但夢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有多大？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狀況如何？他們有哪些期盼，又有哪些困惑？
他們想要的生活什么樣？
更加豐富多彩，不做賺錢機器
在廣東省廣州市夏茅工業區一家工廠打工的貴州女孩李梓瑤是個典型的“90后”，1991年出生的她幾個月前滿懷著對城市生活的向往來到了廣州。
“我的想法其實好簡單，找份工作，不要太累。” 但工廠的活兒并不好干，打工的日子和自己想象的根本不一樣。“累，太累！手要跟上流水線的速度，稍稍趕不上，物料就堆積在面前，不要說拉長嚴厲的眼神瞪著你，自己也不安生。”由于操作不熟練，李梓瑤沒少被主管批評。心情郁悶的她曾經坐在宿舍樓欄桿上發呆。試用期的收入也不高，只有1000元左右。
讓李梓瑤不適應的還有單調而緊張的日程。“在工廠里，有規有矩，做事不能快不能慢，要聽候廠方的鈴聲指示。起床、上班、睡覺，都有一個編排好的時間表。”
這幾天，李梓瑤的工友——四川女孩彭娜正和父母慪氣。原因是上個月彭娜手機費、上網費用了200多元，父母說她亂花錢。彭娜卻不以為然：“你們這樣省還不是在打工,手機都舍不得用,我才不會學你們。”彭娜是熟練工，每月工資有一千三四百元。
李梓瑤每個月最大的花銷也是手機費和上網費。工作之余，她開始想家、想念朋友，但又不愿意就這樣回去。“我還年輕，想長點見識。”她喜歡上網，在手機上看小說，或者和朋友在網上聊天。但常常是因為訂單多加班多，每天幾乎只剩下幾小時睡覺時間。
“她把自己安置/在流水線的某個工位，用工號替代/姓名與性別，在一臺機床刨磨切削/內心充滿了愛與埋怨”，“站著時候，你已成為它（機器）的一部分”……這是打工妹鄭小瓊的詩作。十幾年前，東莞一家小五金廠的245號工卡就是鄭小瓊的身份，她的詩就是打工生活的寫照。如今，來自四川南充的鄭小瓊已經成長為一名詩人，前年成為廣東省人大代表，但依然租住在工業區，和工友、老鄉比鄰而居，關心和關注著打工生活。
在鄭小瓊的眼里，“90后”是個先進的字眼。他們更為崇尚平等尊嚴的工作，寧愿在外面漂著也不愿回到鄉村；他們會把周圍是否熱鬧作為就業的一個選擇；他們更為珍惜自己的休息時間，會用一個月工資去買一個山寨版蘋果機……相對于父輩，他們更注重自己人性的尊嚴，更追求生活的質量，他們有自己的想法，選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做賺錢的機器。
遇到問題該找誰？
工會應該成為打工者真正的娘家
廣東東莞，寬闊的道路，擁擠的車輛行人, 琳瑯滿目的廣告牌, 鐵門緊閉的工廠，共同構成一幅打工城市的場景。鄭小瓊說，大部分工廠每個月加班超過80個小時，有的甚至上百小時。對于打工者普遍反映的累，鄭小瓊認為除了身體上的勞累，更多的是一種精神的累，一種由農村進入城市，面對新的環境，現實與理想落差過大而造成的心靈上的累。
城市需要農民工，但似乎并沒有很好地接納他們。根據調查，新生代農民工普遍存在勞動合同簽訂率低、社會保險參與率低、工資水平總體偏低現象。而與“三低”相對應的，則是“三多”——工傷及職業病多、加班多、勞動爭議多。
鄭小瓊曾經以“面對勞動糾紛與自己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怎么辦”的問題訪問很多打工者，絕大部分選擇放棄，大多數人覺得，“又不是我一個人受到這樣的侵害，大家都這樣，算了吧，哪里都一樣”；還有部分農民工，根本說不清楚，對相關法律法規知識表現出無知和茫然；明確表示會去相關部門投訴或者走法律途徑解決的人一個都沒有。
李梓瑤和彭娜顯然對工會毫無概念。基本上遇到經濟問題先找附近的老鄉、同學，再找家里，最后才是同事；至于情感與生活問題的溝通，更多還是老鄉與同學，或者幾個要好的朋友，但通常是不知道找誰，更多的是憋在心里面。彭娜告訴記者，大部分工友與家庭的分離，加上打工的圈子流動性相當大，很難有親密的朋友，孤獨、勞累，這種生活狀態很容易對心理健康造成損害。
“目前來說，組建工會，讓工會發揮作用是最好的方式。”曾經當過搬運工、流水線工人，現為深圳龍崗社區專職工會干部的楊詩勇說。“工會要成立真正的職工之家。多深入職工，真正了解他們的需求、困惑。同時，應該促進企業人性化管理，幫助企業制定規范的制度，建立人文關懷體系，讓職工知道有困難有問題該找誰，讓員工感受溫暖和關愛。”
為了幫助企業成立工會，楊詩勇每天步行著從一個工業區到另一個工業區，從一家工廠到另一家工廠，不管風吹日曬，有時一天只顧得上吃一頓飯。他相信打工者需要工會。今年初一家企業單給主管加工資，員工情緒激憤。楊詩勇找到企業主做溝通工作，擺事實講道理，最后企業給全體員工加薪，平息了這場群體事件。利用工會這個平臺，楊詩勇也多次組織員工技能培訓、心理健康培訓。
楊詩勇依然每天走進一家又一家企業，鍥而不舍地為組建工會而努力，“離鄉背井的打工者需要引導和關心，中國新興的產業工人需要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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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2010年3月公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察調查報告》中指出，外出農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建筑業、服務業、住宿餐飲業、批發零售業等五大行業。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占總人數的39.1%，建筑業占17.3%，服務業占11.8%，住宿餐飲業和批發零售業各占7.8%。
在北京當保安的李創關注一切掙錢的門路和信息——
最想自己做點小生意
25歲的李創從河南老家舞陽來京打工已經快5年了，現在海淀區的一家酒店做保安。初中畢業后，李創先在家鄉附近的城市打工。“第一次掙了工資，我記得是198元，特別激動”，孝順的李創給家里寄了150元，剩下的48元一個月都沒花完。
不久后，李創動了去大城市見見世面的念頭。他的第一站是廣州，這一待就是5年。他半開玩笑地說，廣州幾乎所有的廠家他都干過，時間有長有短，最短的只有三天。頻繁換工作的原因很多，比如工作時間太長、老板態度太惡劣、自己不感興趣等等。
2005年，在同鄉的介紹下，李創來到北京的一家酒店工作。第一次來北京，李創特別激動，“這是首都呀，有天安門，有故宮，還有長城。”可不到一個月，李創就沒了當初的興奮。“工作太忙、太累，工資太低，根本不可能出去玩。”像大多數農民工一樣，李創清楚地知道，自己與城市的距離仿佛是一出生就已經存在的一道鴻溝。
李創說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是在重復。早上7時開始工作，晚上7時結束；或者晚上7時開始工作，到第二天早上7時結束。4年過去了，他的職位沒有多少變化，工資倒是提高了，但是很少，仍然只有1000多元。
盡管如此，李創有著自己的打算。每當休息時，李創就會到附近的商店、街市轉著看著。他想知道別人都是怎么掙錢的，也關注一切掙錢的門路和信息。酒店附近有一片新開的飯店、理發店、服裝店，“我很羨慕這些開店的人，喜歡和他們聊天，他們有勇氣，有眼光，也有資本。”慢慢地，李創和這些小老板成為朋友，他的想法也越來越堅定：“再干幾年，多掙些錢，也出來做點生意，不能一輩子給人打工，哪怕再困難，也得從頭做起！”
初中畢業的天宇常因文化不高而自卑，但仍不放棄夢想——
“我想做個服裝設計師”
天宇來自江西農村，1988年出生的她，身著T恤、牛仔褲，染著頭發，乍看之下，她與城市的年輕人并無區別，但從天宇的神情中仍然能感受到鄉土的氣息。
天宇2003年初中畢業就跟著表哥到寧波、上海、溫州打工，銷售、裁縫、制鞋等都做過，最后還是選擇了自己喜歡的服裝行業。“那時往往沒到月底工資就已經花完了，從來沒考慮過積蓄的事。”天宇靦腆地說。
今年年初，因為工廠搬遷至東莞，天宇也隨廠來到了東莞市虎門鎮的赤崗村。工廠離鎮子有30分鐘的車程，離市區就更遠。來了快半年了，天宇只到過鎮上一次，還沒去過市區。工廠的人員流動性比較大，天宇常常剛和幾個人成為朋友，就得分開。盡管在外打拼了幾年，天宇卻沒什么知心朋友。
在工廠，天宇要從周一工作到周日，每天從早上8時到晚上9時，中間只有2小時的休息時間。在所剩無幾的空閑時間里，天宇總是選擇上網來逃避現實，“在網絡里，沒有人知道我是誰，沒有壓力，很快樂”。
提到自己在外打工多年，心里想法的變化時，天宇說自己是“由開心到死心”。工廠的工作壓力很大，天宇干的活又是整個流程的第一個部門。“如果有人不小心把好布料剪報廢了，賠都賠不起。”死心的另一個原因是天宇因為自己文化水平不高而產生的自卑感。天宇說，自己和以前的同學都玩不上了，“他們說的話都文縐縐的”。采訪中，天宇好幾次提到自己沒文化，做什么事都抬不起頭。
盡管面臨著許多現實困難，天宇仍然有著自己的夢想，“等我攢夠了錢，想去服裝培訓學校學習服裝設計。”只有這時，天宇的眼睛中才閃耀著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