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

    在我們身邊，有這樣一群人，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經濟收入、社會地位低下，話語權不足。這群人，我們通常稱之為弱勢群體。

    他們有的失去勞動能力，靠政府救濟過活；有的雖有勞動能力，但因缺乏技能和機會，長期無法就業；有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苦苦跟溫飽做斗爭，有的則是經濟社會改革轉型成本的主要承擔者，像農民工、下崗職工等群體。

    他們的生存狀況究竟怎樣？有哪些訴求與期望？該如何改善他們的處境？記者近期進行了深入調查。

    頓頓面條白菜，3間瓦房一住40多年——

    目前我國還有3597萬絕對貧困人口

    11月4日傍晚，記者來到云南省祿豐縣金山鎮的廉租房小區，敲開低保戶肖啟仙的家門。她正準備做晚飯，燒水下面條，再放點白菜葉，就是一頓晚飯。“下面條省事，不用再炒菜了。”這樣的晚飯，對于肖啟仙來說，習以為常。

    8年前，丈夫從縣里的磚瓦廠下崗，快50歲的他，只有小學文化，除了燒磚沒什么技能。年齡、技能都不占優勢，找了一段時間工作未果，兩口子擺起地攤，賣起了小百貨。辛辛苦苦一個月，只能掙個三四百元。除此之外，肖啟仙家另外一筆大收入就是每個月300多元的低保金。

    量入為出，平時，肖啟仙一天只能拿出六七元錢來買菜，“每次都是從菜市場的這頭走到那頭，挑最便宜的買。”

    現在，肖啟仙一家住的是44平方米的廉租房，月租30元，對此，肖啟仙心存感激，因為之前，她全家只能寄居在親戚家里。

    親戚接濟的地方還有很多，家里的冰箱、自己風濕性心臟病常備的速效救心丸等藥品，都是兄弟一家給買的。“現在看病實在太貴，根本不敢去醫院。” 前陣子，肖啟仙咽喉發炎，扛了幾天，最后疼得連稀粥都喝不下去，只好硬著頭皮去了趟醫院，“好說歹說，讓醫生開最便宜的藥，扣除醫療保險，自己還掏了61 元。”這61元，足足讓肖啟仙心疼了好幾天。

    農村貧困家庭的日子同樣不好過。張中周是貴州省銅仁市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縣杉樹鄉大寨村貧困農民。記者換了三次車、歷時10多個小時從貴陽來到他家時，只見屋子里堆滿了玉米棒子和各種農具，就是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三間瓦房已經住了40多年，椽子、大梁都已變形，十足的危房！老張不怕吃苦，種玉米，種水稻，種烤煙，養豬，養蜂，一直在憑著自己的辛勞，供幾個孩子上學。

    大山深處的大寨村，交通不便是村民脫貧致富最大的瓶頸。2007年公路修通前，鄉親們趕場買點日用品，要徒步翻過兩座大山，過一條河，單程四五十里路，曾有村民因勞累過度，死在從集市回家的路上。

    種完玉米種棒子，年年都是老樣子。日子就這樣悄無聲息地過去。“苦累都不怕，最怕的是沒機會。”張中周說。

    2007年，印江縣“縣為單位、整鄉推進”扶貧開發試點落戶杉樹鄉，公路終于修到了大寨村，縣里扶持村民發展產業，開山種植高山茶，張中周家后邊辦起了一個集市。張中周現在除了日常的田里農活，每天早早起來，做好菜豆腐，拿到房后的集市賣，收入增加了不少。他現在就盼著，再過幾年，種下的7畝茶樹產茶了，一年能有2萬元的收入。

    像肖啟仙、張中周這樣的弱勢群體，還有很多，有的處境比他倆還困難。按照2009年確定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的標準，我國還有3597萬絕對貧困人口。

    收入增加些、負擔減輕些、機會多一些——

    弱勢群體期盼生活能有持續的改善

    面對現實的困境，底層人群有哪些期盼？

    張中周眼下想得最多的是自家的茶葉上市后能否賣上好價錢，兩個孩子接下來上大學的學費能不能多減免些，自己和老伴的身體能不能好一點。對于一個正在脫貧過程中的農村家庭，實在經不起一點意外和風浪。萬一家里人誰要住一次醫院、動一次手術，張中周肯定就得回到那種愁吃愁穿甚至到處借債的日子。“真的想穩定脫貧。辛苦了大半輩子，也該過幾天穩當日子了。”

    “現在的物價漲得太快了，以前買的最多的大白菜從2毛錢1斤都漲到1塊1毛錢了。”肖啟仙說，眼下，自己也不奢求什么，就是希望低保金能隨著物價的上漲逐步提高，這樣就能給自己買份大病統籌險和養老保險。由于實在拮據，55歲的肖啟仙，硬是沒舍得花錢買這兩份保險。但隨著年齡增加，肖啟仙真擔心有一天連擺地攤都干不了，那時沒有任何養老保障的她該怎么辦。

    來自河南省上蔡縣的張永剛，在北京市朝陽區一個工地當小工，能在北京有個穩定的住所，是他最大的夢想。“北京的商品房我們肯定買不起，只能寄希望于政府把農民工也納入到廉租房申請對象中來。”張永剛還有一個心愿，“打心眼里希望政府能幫我們解決子女進城上學難題，這是農民工普遍的心聲。”每年元宵節前后，張永剛準備離家打工的那幾天，女兒都會形影不離地粘在父親身旁。“女兒很懂事，什么都不說，心里不愿我走，想多和我呆會兒。”每回，張永剛都心酸得想流淚。

    曾經的下崗職工胡常躍認為，對于弱勢群體，最重要的是給他們改變的機會。1998年，胡常躍從云南滇中化工廠下崗后，吃過低保、受過親友接濟，后來奮發圖強，創業開書店，安置了多位下崗職工就業。“那幾年，我們下崗工人是弱勢群體的典型代表。其實，絕大多數下崗工人都希望自給自立，只是原來工作內容單一，技能不突出，不知道往哪方面努力。”作為一個“過來人”，胡常躍特別希望政府聯合企業，根據市場需要給弱勢群體提供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幫助他們順利再就業。“公益性崗位應盡量多照顧那些再就業困難的‘4050’下崗職工。”胡常躍說。

    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社區的劉靜芬對分配公平特別敏感。劉靜芬下崗后，在社區當了5年的清潔工，月收入從1200元漲到了現在的1700多元。 “平均1年漲100元，還趕不上物價漲，你看看小區的房價，5年前一平方米賣5000元，現在賣三四萬元。” 劉靜芬說，每天看著小區業主開著各式高檔汽車進進出出，心里真不是滋味。“這年頭，就是有錢的越來越有錢，沒錢的苦哈哈！沒辦法，只能怪自己沒本事。”

    華中師范大學減貧與鄉村治理研究中心陸漢文教授認為，對于弱勢群體，首當其沖的問題肯定是保生存、告別貧困。這就要把促進就業、加大扶貧開發作為改善社會弱勢群體生存狀況的優先選擇，千方百計提高他們的收入。

    “貧困只是弱勢群體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種表現，發展能力差、發展機會少是他們弱勢的普遍性原因。”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馬龍龍告訴記者，只有針對這兩方面著手，才能有效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這就要提高他們的勞動技能，讓他們獲得更多工作和發展的機會，更充分地參與經濟社會發展進程。

    分好蛋糕，改善福利，給足話語權——

    提升弱勢群體幸福指數，政府應承擔更多責任

    “將軍，哈哈，我又贏一盤……”11月8日，四川省仁壽縣慈航鎮敬老院活動室里，永峪鄉三臺村苗振華老人正和老伙伴們下棋。仁壽縣是個有著 162萬人口的大縣，在汶川地震中，全縣有83所敬老院受損嚴重。副縣長李莉告訴記者，為了不讓五保戶等本來已經十分困難的群體生存狀況因地震惡化，仁壽縣2009年新建、改建了92所敬老院，全縣16398戶五保戶85%陸續住進了敬老院，接受政府的集中供養。

    仁壽縣是一個縮影，目前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了以扶貧開發和低保為主體、各項配套救助制度為補充的城鄉弱勢群體保障救助體系，基本能滿足他們的生存性需求。

    但不可否認，無論在市場競爭還是社會分配體系中，弱勢群體都是收入比較低、得到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比較少的人。因此，許多專家建議，政府應承擔更多責任，順應弱勢群體過上更好生活新期待，加強對他們的關注。

    要讓弱勢群體生活更加幸福更有尊嚴，所有的措施歸根結底還有賴于保持持續的經濟增長，“只有做大整個蛋糕才有可能讓每人分到更大的一塊蛋糕，我們才能更好地解決發展中的問題。”馬龍龍說。對此，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著名經濟學家樊綱日前也撰文指出，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我國要縮小社會差距、收入差距，最好的社會福利計劃還是經濟增長，持續的經濟增長和就業崗位的創造是讓數億中國人永久脫貧的唯一可行方法。

    除了做大蛋糕，分好蛋糕也至關重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騰飛一個伴生的后果是，弱勢群體等低收入階層收入增長相對較慢，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從2000年開始，我國基尼系數越過0.4的警戒線并一路攀升。

    不久前出臺的“十二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這樣一個目標：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低收入者收入明顯增加，貧困人口顯著減少。

    如何縮小貧富差距，改善弱勢群體處境？馬龍龍認為，我國可以借鑒一些國家實行的“低快高慢”工資增長模式，每年大幅提高最低工資，讓低收入者工資增長能“快上加快”。例如巴西，2003年以來最低工資增幅已達155%， 2004年至2008年，巴西平均工資增長17.3%，但是同期占總人數 10%的低收入勞動者工資上漲了34%.自2003年到2010年，巴西2000萬人擺脫絕對貧困。

    “弱勢群體之所以弱勢，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權利表達不暢甚至不通，主流的話語體系中沒有他們的地位。”陸漢文認為，“需要不斷建立和完善相應的社會機制，讓弱勢群體有充分的話語權，這樣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弱勢群體的處境。”

    要提升弱勢群體的幸福指數，改善他們的福利，增強他們的保障感非常重要。“下一階段，國家要把加強對弱勢群體的關注作為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逐步提高弱勢群體醫療、養老方面的保障水平，讓他們的下一代接受公平、均等化的教育，避免弱勢的代際傳遞。”陸漢文說。

    窮莫成窮的原因

    白天亮

    ●家里窮——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發展潛力的工作——收入低、過著和父輩類似的生活。當窮成為窮的原因，最讓身處其中的人感到難過

    年均純收入不足1196元，這樣的絕對貧困人口在我國有3597萬，他們多數身處西部的偏遠鄉村，進一趟縣城可能要坐一整天的車；

    入夜的北京“中央商務區”，燈火輝煌。不用走太遠，就在周邊的河北省，有2000多個貧困村，那里的村民多數剛過溫飽線；

    即使在京滬穗這樣的特大城市，據估算每月拿著最低標準工資的打工者近千萬，送快遞、裝卸貨物，以不足千元的月薪面對城市的高物價；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窮人還不少。

    低收入者的日子難過，要為吃穿精打細算，為孩子上學犯難，怕家人生病、怕小窩遭拆遷。但最怕的還不是這些，而是沒有太多改變的希望——窮成為窮的原因。

    家境貧寒，如何改變命運？概括起來，主要渠道不外是兩種：打工或讀書。而這兩條路走起來似乎越來越難。

    一項調查顯示，目前我國近2億農民工中，二代農民工已占到近一半，他們的父母幾乎都是農民或農民工。由于農民工工資長期徘徊在較低水平，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民工的覆蓋面極為有限，因此，二代農民工雖然比父輩有著更強烈融入城市、改善生活的愿望，但現實中他們依然和父輩一樣，出大力、流大汗，拿著微薄的收入。

    他們擔心的甚至更多——北京、廣州等城市相繼提出要限制低端勞動力，減少小企業小門店所吸納的流動人口，清理其聚集的“城中村”。城市門檻的提高，進一步減少了農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壓縮著他們改善生活的空間。

    讀書求出路，同樣不易。2009年，全國高考棄考人數達8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村學生。近年來，高校收費成倍增長，與此同時，農家子弟所占比例卻在不斷下降。高昂的學費，讓低收入家庭望而生畏。而伴隨著就業過程中“背景”、“關系”、“人脈”的作用日趨加強，“畢業即失業”、“沒關系找不著好工作”，更讓許多貧寒人家在衡量“成本—收益”后不得不作出更為現實的選擇——放棄繼續接受教育的機會。這更降低了由社會底層向更上階層流動的可能性。

    家里窮——孩子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找不到有發展潛力的工作——收入低、過著和父輩類似的生活。當窮成為窮的原因，最讓身處其中的人感到難過。

    關愛弱勢群體、關心困難群眾，重點放在哪兒？即將過去的“十一五”，國家改善民生的力度前所未有，低收入群體的溫飽問題基本得以解決。展望“十二五”，他們和其他人一樣期待著過上更好的生活。實現這一點，單靠財政增加投入是不夠的，關鍵要鼓勵每個具體的家庭和個人通過自身奮斗改變生存狀況，并為這種改變提供一條暢通的渠道。

    暢通渠道是一項更為繁雜的系統工程。無論是打破城鄉分割的壁壘、減少戶籍對勞動力的束縛，還是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每一項都需要破除許多利益障礙。這些工作，可能遠比每年撥多少錢扶貧、逢年過節送溫暖等要復雜、麻煩，但卻會真正給弱勢群體以希望，讓他們有奮斗的動力，也使社會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