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要開始維權到拿到賠償款，需要一個怎么樣的申訴步驟？
劉建偉：想得到成功的維權必須走五步：

第一，確認勞動關系。

這是最難的。因為當時入職沒有簽訂任何勞動合同或其他書面上的協議，現在打官司文字形式的材料是最有力的證據，沒有這些就沒有確實的證據維權。即使當時簽過協議的，企業在員工離職時還要收回包括合同在內的全部文件。勞動者也沒有那個意識，其實老板在這時就已經給勞動者下好套了。現在的維權，勞動者沒有書面的證據，就只能靠相互作證，別的毫無辦法。

6月，一名之前已經打了一年官司的塵肺病患者向我求助，我答應能幫他，但他回去后又找了一位當地的律師，官司輸了，四個月白花了三萬塊錢。他覺得是律師不負責任，又開始給我打電話。11月18日我馬上安排律師，11月22日就開庭了。其實我自己身為一名塵肺患者還沒有得到賠償，家里也沒有經濟條件，但這些維權的律師費和差旅費全部都是我自己出的。打了4天的官司，勝訴了，判決了，雖遭遇企業老板惡意起訴，但我覺得維持原判是百分之百的。我愿意接受采訪，盡自己的能力去幫助別人，讓更多的人了解關注塵肺病患者，讓那些在外打工的人知道，別去做那些危害到自己身體健康的工作。李副總理免了一個人的醫藥費，但中國還有近千萬的人患有此病，要怎么辦呢？

第二步是職業病診斷。

職業病診斷是賠償的標準和依據，有了它才能證明是由于從事粉塵作業而患病的。但由于國家的法律不完善，想要去能做職業病診斷的機構開證明，塵肺病患者需要企業在職業病診斷書上蓋章，蓋了章醫療機構才給做診斷。企業不蓋章，醫院就見死不救。本來企業就不承認與勞動者存在勞動關系，蓋了章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損害他們利益的事情怎么會去做？不僅如此，患者還要提供環境監測報告等材料，這些就更不可能拿得到了。2011年為了做個職業病診斷，我連母親病重都沒來得及見上最后一面。我找了順義區疾控中心三次，第四次被逼急了，便以跳樓威脅的方式求一個說法。我所幫忙的每一個案件都起訴到了中級人民法院，企業回回都是垂死掙扎，想盡方法拖延時間。這個職業病診斷本是企業該給蓋章的，因為在之前的判決中已經確立了勞動關系，企業應盡自己的責任與義務了，但企業還是拒絕蓋章。我為了這一紙診斷書，付出的代價太大了。

第三步是工傷認定。

勞動局認定工傷科接受個人提出申請與企業提出申請兩種認定方式。如果企業配合，由他們去認定，最快兩個星期就可以辦出來。如果是個人去勞動局申請，恐怕要等候三年的時間。

第四步是傷殘等級鑒定。

這是最快也是最輕松的步驟了。因為前面的程序已經走得差不多了，該拿到的證明都拿到了。職能部門也該履職了，再不履職說不過去了。

第五步是工傷待遇與賠償。

這一塊相對來說困難些。企業有錢也說沒錢，有的已經把財產轉移、變賣了。企業為了逃避責任和義務，從一個集體企業，慢慢轉變為個人的，再一點一點把企業賣出去，偷偷注銷了，注銷后就等于找不到這個賠償方了。于是我又開始打行政官司，告發企業違法注銷，導致受害者自生自滅。

2010年4月到2011年的7月，我將順義工商局告至北京市工商總局。打官司期間，我不僅到處奔波，還打了幾次架。好在我都是提前做好各方面準備，要不然早就不知道會被處罰多少次了。畢竟工商局是國家機關，自古以來民告官都是極其艱難的。所以我每次去都準備好錄音設備，并以禮相待。相較之下，工商局的態度都是極其蠻橫，讓人無法接受的。我來這邊不是為了無理取鬧，是因為案件的需要約了相關負責人見面。但來了幾十次都被拒之門外，無功而返。于是這一次，我收好錄音設備，一拍桌子說，“你不幫我聯系，我就自己逐個去敲門找！”我把工商局樓里的辦公室敲了個遍，工商局的人說我這是擾亂辦公秩序，并叫來了保安要打我。我說，你們沒權處置我，我有什么不對就叫110來！110來了之后，我把對話錄音一放，工商局的人傻眼了。而我一直要找的辦公室主任馬上叫警察出去說話，被我攔了下來，“有什么話當面說！你出去就是執法不公，就是違規！”工商局開始說好話，我要求把領導叫來，今天必須把這件事解決。他們作為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拿著納稅人的錢，卻不為納稅人辦事，我要將這件事追究到底。最后工商局給了我一個令人非常不滿意的答復。企業明明是違法注銷，他們卻所答非所問的回復我“該案已銷案”。我一直在不停的打官司、奔波，就是希望能通過法律的手段推翻這一結論。歷盡千辛萬苦，用了十七個月的時間，終于把公司恢復了。這樣還無形中幫到了數位同事。即使我有這樣的自我保護意識，還被拘留了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