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高埗鎮裕元廠附近連片的出租房和商業街。 南都記者陳奕啟 攝

　　十萬人工廠只剩四萬 “租房經濟”日益艱難

　　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背景下，東莞高埗村出租房空置率飆高

　　東莞高埗村

　　總顧問：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

　　編年史第三部

　　城鎮差異發展(2004-2013)

　　樣本關鍵詞：

　　制造業轉移與租房經濟

　　“二房東”陳文建做起了女人活，因為需要補貼家用。

　　在東莞高埗鎮高埗村裕元鞋廠附近，有著1300多名像陳文建一樣身份的一手房東或二手房東。他們的出租房里居住的幾乎清一色是裕元鞋廠的工人。2008年金融危機突然來襲，影響深遠，高埗裕元鞋廠的訂單逐年下滑，工人數也從最高峰時的10萬人下降到如今的4萬多人。

　　在裕元鞋廠還沒來到高埗設廠時，高埗村僅有兩家外資企業，村中大都是魚塘與農田，當地人過著趕牛下田耕種的生活。1988年，隨著裕元廠的進駐，村里的魚塘與農田相繼被填平，棟棟鋼筋水泥建筑拔地而起。機器的轟鳴聲漸漸取代了村民的呵斥耕牛聲。

　　用于出租的民房以及商場店鋪繞著裕元廠的圍墻而建。原先的村民成了居民，農民成了一手房東和二手房東，以及商鋪店主，城鎮頗具規模。繁華維系20年，而后鞋廠工人數量銳減。帶來的直接影響是，鞋廠周邊出租房的空置率飆高，往日熙攘的街道開始變得冷清。

　　高埗村里的房東們早已習慣了放租生活。“樓房不可能推倒變回田地，重新拿起鋤頭誰都適應不了。”

　　他們只是擔心，他們賴以生存的裕元廠哪天會突然搬走。

　　二手房東

　　陳文建承包的出租房離裕元鞋廠的圍墻只有三四十米遠。圍墻旁，一棟帶有鞋廠明顯標志的樓房上已經掛起了一家商品城的大幅廣告牌。這里正在裝修，在不久的將來，這棟空置的鞋廠廠房以及周邊總共6萬平方米的地方，將轉而成為銷售打火機、電池等小商品的商品城。

　　39歲的陳文建擔心這種變化會持續擴大。

　　高埗裕元廠是全球最大制鞋商寶成集團在大陸設立的第二家生產基地。產業工人的批量進駐，帶動了當地的建設潮和服務業的繁榮。裕元廠當之無愧是高埗鎮早期城鎮化的大功臣。

　　陳文建，湖北襄陽人，來東莞已經14年。在2009年之前，他一直在高埗裕元廠的幾個廠區周邊開照相館。隨著自帶拍照功能的手機在一線工人中逐漸普及，照相館生意難做，只得關門待業在家。三口之家的生活重擔全部壓在在裕元廠上班的妻子身上。

　　那段沒有工作和收入的日子，陳文建過得很艱辛。為了省兒子讀幼兒園的校車接送錢，他每天騎單車接送兒子上下學。所租住的出租房二手房東與陳文建是老鄉。他找到陳文建，說已經無力繼續將出租房經營下去。

　　彼時，金融危機已來襲一年，影響正當其時。

　　也就是從2009年開始，高埗裕元廠開始撤并生產線，裁減分流工人到江西等地的分廠，引發工人們的抗議潮。已經熟悉東莞生活的工人們開始為了解除勞動合同的賠償問題與工廠陷入對抗僵持當中。有的工人選擇離開了鞋廠，也離開了高埗鎮高埗村。

　　陳文建說，老鄉的出租房里，共有24間房，金融危機最慘淡時連一半的房間都沒有出租出去。每個房間每個月的租金在150到200元之間，老鄉每個月要給一手房東繳納5500元，相當于每個月都在虧本經營.

　　老鄉決定以4000元的低價轉讓出租房承包權。“租出20間房子，我就能保本。”陳文建思考了好幾個晚上，下定決心，接過老鄉的出租房，成了二手房東。

　　在東莞的出租房陷入低谷時，陳文建出手抄了個底。幾乎同時，周邊的出租房承包價紛紛跳水，原先四五千的承包價下降到兩三千元。陳文建估摸著出租房的承包價既然已經觸底了，肯定會反彈。

　　讓他意想不到的是，反彈遲遲沒有到來，至今還在低谷徘徊。

　　2009年以來，陳文建賴以生存的裕元廠并無絲毫好轉，反倒是縮減的生產線越來越多，裁減的工人越來越多，房子越來越難租出去了。“高埗村的出租房大多建在裕元廠附近，出租房里居住的幾乎都是裕元廠的工人。”陳文建說。

　　這使得高埗村的出租房依賴性極高。裕元廠一旦有變動，高埗村的出租房反應最強烈。自從2009年接手以來，陳文建承包的出租房就從未住滿過，平均每年都會有五六個房間空著。他也僅能保個本，勉強維持下去。

　　補貼家用

　　3個月前，陳文建接下了一個適合女人做的活兒，每天幫人加工組裝比指尖還要小的電子塑料盤，一天干10個小時，可組裝1000個，賺得40元錢。反正閑著也是閑著，賺得一分是一分。

　　在高埗裕元鞋廠附近的二手房東們大多與陳文建有著同樣的心態，四處攬活的比比皆是。

　　隨著裕元鞋廠工人數最的銳減，即便是本地人的一手房東陳容容，也開始重新外出找工補貼家用。

　　高埗本地人陳容容的出租房離高埗裕元廠要遠些。盡管如此，她出租房里的租戶也都是裕元廠工人。“現在出租房沒得賺了。”11月7日，將近50歲的陳容容坐在出租房門口邊埋頭繡十字繡邊嘆著氣說。

　　陳容容的房子是在2000年建好的，與周邊的民房一樣，五層樓高。建好之后，陳容容將房子承包給外地人出租。在2007年之前，這棟出租房每個月能給她帶來4000多元的租金。那個時候，陳容容幾乎不用管房子的事，只等著月底去收租。

　　2007年服裝生意失敗后，陳容容將房子從二手房東手里收了回來。“那個時候，正是裕元廠鼎盛時期，工廠工人達到了十萬之眾，周邊出租房爆滿。”陳容容說，她五層樓的出租房共有24間出租房，每間房每個月以200元租金計算的話，月入將近5000元。

　　好景不長。陳容容說，僅一年后，金融危機波及高埗裕元廠。工廠工人隨后逐年在減少，退租的工人越來越多。最多時，一個月有3起退租。高埗村出租房的承包價也掉了將近2000元，單間房房租從每月200元下降到150元。

　　至今，陳容容的出租房尚有6間房子空置著。

　　無論是二手房東，還是一手房東都開始感覺到空前的壓力。陳文建和陳容容說，那個時候，他們都非常關心來自裕元廠內的消息，生怕外界傳言的裕元廠要搬走的消息成為現實。

　　高埗村村支書莫錦章說，高埗村有1300多棟出租房，租戶以裕元鞋廠的工人為主。“2007年最高峰時，裕元鞋廠有十萬人之多，到了2008年之后，工人人數逐年下滑，現在已下降到4萬多人。”莫錦章認為，首當其沖受到影響的當屬出租房，普遍未能住滿。

　　今年9月份，陳文建的兒子通過積分入學到了高埗中心小學讀書。陳文建的生活壓力陡增。出租房的生意毫無起色，他開始尋找新的開源渠道。3個月前，得知附近同為出租房二手房東的女老鄉拿著一些手工活到家做，陳文建也跟著做起了女人活。

　　陳容容的大兒子正在讀大一，小兒子則在技校讀書，正是用錢時。“一家人僅靠日漸慘淡的出租房生意已經無法過活了。”陳容容遂在出租房樓下開起小賣部，賣水賣煙。她的丈夫則在今年年初去高埗村一家商場做起了夜班保安。

　　故鄉難返

　　盡管出租房生意不景氣，外鄉人陳文建仍未打算離開。對于離家14年的他來說，高埗已經成為他的第二故鄉。全家人在這里深深扎下了根。

　　打工仔肖文彬則是回了故鄉又來，同批離廠的十來名員工當中，幾乎全部人都留在了高埗，要么進了其他廠，要么就在裕元廠附近接手了一棟出租房或者承租了一家小門店。

　　湖北開往東莞的班車多停靠于設在高埗的東莞汽車北站。每天，兩地來往的班車多達十多輛。當年，陳文建的老鄉肖文彬就是乘坐班車來到高埗，開始從農村走向城市之路。如今，已經離開裕元廠的他一度離開高埗回到老家，很快他又回來了。“已經在東莞生活慣了，回去連拿鋤頭都感覺別扭。”

　　像肖文彬這樣的人，在高埗裕元廠辭工的人當中最為普遍，回到老家的他們發現，農村已經不再適合他們。

　　2004年高考失利之后，肖文彬南下廣東。縣城里有開往東莞的班車。每天，都有像肖文彬一樣的男男女女登上南下的班車。

　　肖文彬的父親不贊同兒子南下打工。他堅持認為農村的孩子只有讀書，才能走進城市，才不會被城里人歧視。肖文彬還是倔強地走了。在老鄉的介紹下，他順利進入裕元廠工作。那一年，高埗裕元廠步入鼎盛時期。肖文彬有幸見到至今為止見過的“最大的明星”———N BA巨星喬丹，盡管隔著幾百米遠，還隔著車間的窗玻璃。肖文彬形容當時場面“恐怖壯觀”。

　　而今年“小皇帝”詹姆斯蒞臨裕元廠時，人氣就要差很多，甚至連裕元廠的員工都不知道他來了。

　　在裕元廠里，肖文彬每月能拿到兩三千元的工資。他很少寄錢回家，而是將大部分的錢花在了買手機等電子產品以及請同事老鄉在外吃飯唱歌上。

　　2008年之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高埗裕元廠開始裁減員工。肖文彬所在的流水線不幸被合并到其他部門。合同要重新簽訂，此前的工齡清零。肖文彬不滿工廠的霸王條款，在2011年年底毅然辭了工。

　　眼看著2012年的春節就要到了，肖文彬無法安心找工作。買了一張汽車票，肖文彬回到湖北老家。他老家是典型的“八分半山一分田，半分水面、道路和家園”的地貌結構，村子與村子之間往往是隔著一座山。從肖文彬的家去縣城更是要翻過兩座山，換乘兩次車。

　　翌日，肖文彬跟著父親上到村子背后的山坡上采摘橘子。山坡上的橘子樹上結滿了黃亮亮的橘子。

　　肖文彬無心欣賞這滿山遍野的美景。他接過父親遞來的梯子，麻利地爬上去，頭揚著，雙手舉著采摘橘子。很顯然他好久沒有干過農活了，半小時不到，肖文彬的脖子就開始感覺到酸楚，一直舉著的胳膊也一陣酸痛。“以前老是抱怨在工廠里加班時間太長，可回到農田里干農活，覺得還是在工廠里舒服些。”肖文彬很快就被父親叫了下來。

　　回到農村的肖文彬說他已經不習慣農村的生活。一到晚上，村子就黑乎乎的，哪兒也去不了。肖文彬覺得還是東莞好，“霓虹燈有時比老家的白天還要亮。”

　　在東莞打工時，只要一有空閑，肖文彬就愛往網吧里鉆。網吧離工廠的宿舍還不到百米。但回到了湖北老家，他已經整整一個月沒有上網了。“更別提那些K T V和酒吧了。”在老家的那段日子里，肖文彬一直跟還在東莞的老鄉們通著電話，聊著東莞的一些事情。

　　父親一直勸說兒子留下，跟自己再去承包幾座山頭，擴大橘子園。肖文彬又拒絕了父親。半年之后，待春耕結束時，肖文彬再次登上了南下東莞的大巴。這一次，他沒有進工廠，而是在高埗裕元廠旁邊開了家服裝店。

　　與肖文彬同批離廠的十來名員工當中，幾乎全部人都留在了高埗，要么進了其他廠，要么就在裕元廠附近接手了一棟出租房或者承租了一家小門店。

　　裕元廠改變了高埗村，也改變了這些外鄉人的生活方式。

　　設廠往事

　　萬人同時涌出裕元廠，于廠外一條狹長的街道上，排成了長龍，單車要想通過的話，除非扛著走。如此場景，已成往事。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高埗裕元廠的到來，讓陳容容、陳文建、肖文彬這樣的本地人和外地人，有了在城市里生存下去的機會。

　　現任高埗村村支書莫錦章曾是高埗村第一家外資企業毛織廠的技術員。在這家毛織廠里他工作了十多年。據他說，高埗村地處高埗鎮中心區，轄區總面積2.75平方公里，建成區面積1.1平方公里，戶籍常住人口3300多人，外來人口最多時有十萬人左右。

　　改革開放后，招商引資，在東莞各個鎮街風起云涌。但對于三面環水的高埗來說，在1984年高埗大橋尚未通車之前，往來市區需要通過輪渡，交通成了招商瓶頸。

　　高埗鎮經貿辦副主任莫志良說，到1988年，高埗鎮僅有為數不到10家外資企業，在東莞的32個鎮街當中，排名靠后。那個時候，高埗依然以農業為主，相對落后。1988年，東莞市得知臺灣的裕元集團要在大陸設立分廠，立即派人赴香港洽談。

　　或許是從扶貧方面考慮，東莞市政府將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讓給了高埗。高埗鎮政府立即帶著外經辦的人趕赴香港，將裕元集團的人請到了高埗。莫志良說，來高埗之前，裕元集團已經去中山市考察過一番，對那邊比較認可。這讓高埗壓力很大。

　　臺灣企業家喜好風水，裕元集團來高埗考察，隨行還帶了臺灣的風水師。

　　200米寬的東江南支流蜿蜒穿過高埗大橋，繞高埗村而過。高埗鎮領導很有魄力地說：“隨意挑，挑中哪塊地，就給哪塊地。”風水師很快就相中了位于高埗村的一塊風水寶地。據高埗村村支書莫錦章說，當時那里還是一片農田和水塘，不少本地人正牽著牛在耕田。

　　隨著裕元廠的擴張，員工人數激增。工廠宿舍難以滿足工人住宿需求，工人不得不外出找房子住。從1990年開始，沿著高埗裕元廠的圍墻外，高埗村本地人開始大量興建樓房，用于出租。等到1994年，高埗裕元廠想要擴大規模時，發現高埗村周邊已經無地可用了。

　　“當時高埗裕元廠周邊建的都是農民房，當地人不同意拆遷征地。”莫錦章說，高埗村只能忍痛割愛，將裕元廠擴張的機會，讓給了附近的低涌以及上江城村。

　　暫時安心

　　曾經的10萬人工廠，而今只留下4萬來人。每當夜幕降臨時，身穿裕元廠服的工人稀稀拉拉經過街道，陳文建都會忍不住懷念往日熙熙攘攘的場景。

　　高埗鎮外經辦副主任莫志良說，這是市場經濟下高埗裕元廠必然的選擇。“內地勞動力成本低，在高埗裕元廠，每個工人的平均月工資達到3000元，而內地只需1000多元。此外內地政府在招商政策上，也比珠三角一帶優惠力度大，不少是免費提供土地，吸引廣東的企業過去投資。”

　　據統計，過去十年，中國勞動力成本大約增長了3.5倍，人民幣累計升值30%左右。目前，以東莞工人月薪普遍3000元左右計算，印度尼西亞大約1800元，越南大約1500元。一個1萬人的工廠，在大陸一個月僅工資就要多付1000多萬元。而鞋產品在美國市場終端零售價過去幾年沒有太大變化，這決定了耐克等客戶的訂單漲價幅度有限，要求代工廠轉移的意愿越來越強烈。

　　最近幾年，高埗鎮方面幾乎每過一段時間就要重申一遍：裕元鞋廠短期內不會搬離高埗。

　　其實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之前，裕元集團就開始重新布局，先后在江西、江蘇等地設立分廠，將部分高埗裕元廠的生產線轉移到內地去。“這些年，裕元集團在高埗廠的訂單的確是每年以10 %的速度在下降，但總的來說，裕元集團的訂單并未下降。”莫志良說。

　　生產線轉移，工人裁減。莫志良認為這些變化對當地政府的直接影響并不大。“裕元廠每年給高埗的納稅總額一直持續在幾百萬元左右。影響最大的是附近的出租房和店鋪。”莫志良說，當地政府也擔心裕元廠的變動會給當地百姓生活帶來震蕩。“目前所了解的情況是，高埗裕元廠在今后的一段時間里，將不會裁減工人，總數將維持在4萬人左右。”

　　得知高埗裕元廠不會再有大的變數，陳文建長舒一口氣，“可以安心在此再做幾年生意了。”

　　更多內容請見南都網的城鎮化30年專題：http://zt.oeeee.com/qhc2013/chengzhenhua/

　　分組統籌：鐘躍東王勇幸

　　主筆：南都記者 吳潤凱 采寫：南都記者 何永華 通訊員邱發平張志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