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 （記者王姝）因為身份是“臨時工”、“派遣工”，所以同工不同酬，工作量、工作內容完全相同但待遇迥異。這些現象有望立法規范，并對違規者處以“每人五千元至一萬元罰款”等。
實施三年半后，《勞動合同法》啟動修訂。昨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首次審議《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此次主要修改其中四條與勞務派遣相關的條款，其余條款如無固定期限合同等，均采用原設計，未做任何改動。
修正案草案明確了適用勞務派遣的三種崗位。對于勞務派遣單位也提高了行政許可“門檻”，規定經營勞務派遣業務應向勞動行政部門辦理行政許可，而取得許可者，注冊資本金從原不得少于50萬元，提高至不得少于100萬元。
【名詞解釋】
勞務派遣又稱人才派遣、人才租賃、勞動派遣、勞動力租賃，是指由勞務派遣機構與派遣勞工訂立勞動合同，由要派企業（實際用工單位）向派遣勞工給付勞務，勞動合同關系存在于勞務派遣機構與派遣勞工之間，但勞動力給付的事實則發生于派遣勞工與要派企業（實際用工單位）之間。
■ 焦點
臨時性崗位禁超6個月
【問題】
“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對于勞務派遣的崗位性質，現行《勞動合同法》做出上述原則性規定。但由于未明確限定何為“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全國人大財經委相關負責人說，一些企業突破“三性”崗位范圍，在主營業務崗位和一般性工作崗位，長期大量使用被派遣勞動者，導致勞務派遣用工數量快速增長。
【對策】 修正案草案規定，勞務派遣用工僅適用于“三性”崗位，即“臨時工”只能出現在“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三類崗位。同時對每一類崗位，做出了“名詞解釋”。“臨時性”以時間為節點，工作崗位存續時間不超過六個月；“輔助性”通過工作性質作為判斷標準，即所在崗位是否在為主營業務崗位提供服務；“替代性”限定了替代條件，由于用工單位的員工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無法工作。
約定薪酬須符合“同工同酬”
【問題】
全國人大財經委相關負責人表示，雖然同工同酬是《勞動合同法》的一項重要原則，明確規定“被派遣勞動者享有與用工單位的勞動者同工同酬的權利”。但多數企業對本單位職工做到了同工同酬，但對被派遣勞動者實行不同的工資福利標準、社保標準和分配辦法。
【對策】 《勞動合同法》已規定“同工同酬”，修正案草案補充規定，“勞動派遣單位與派遣勞動者訂立的勞動合同、與用工單位訂立的勞務派遣協議，載明或者約定的向被派遣勞動者支付的勞動報酬，應當符合前款規定”，意即合同或者協議明確的薪酬，須符合“同工同酬”原則。
【法規摘錄】 勞務派遣單位、用工單位違反規定，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以每人五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的標準處以罰款，對勞務派遣單位，撤銷其經營勞務派遣業務的行政許可；給被派遣勞動者造成損害的，勞務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 對話
“國企大量使用勞務派遣”
專家稱對于違規國企和壟斷企業，應提高處罰
對話人：梁楓（北京市律協勞動與社會保障法律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曾參加《勞動合同法修正案（草案）》座談討論）
新京報：《勞動合同法》實施前，勞務派遣濫用現象并不嚴重，反而是該部法規實施后，快速爆發，為什么？
梁楓：一些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壟斷行業，為回避《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義務方面的規定，縮減用工成本，大量使用派遣工、臨時工，甚至把勞務派遣作為用工主渠道。全國人大、全國總工會執法檢查時，都發現了這個問題。當然，也有一些單位，比如事業單位，是因為編制緊張，所以才通過勞務派遣解決用工問題。
新京報：那么是不是因為《勞動合同法》對于勞務派遣的設計，存在漏洞。
梁楓：任何一部法規，都不能堵塞所有漏洞。勞務派遣近幾年爆發，還是因為監管不到位。不過，《勞動合同法》對“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的設定，較為原則，違規企業借此打擦邊球。但是，怎樣界定“臨時性、輔助性、替代性”？怎樣找到一個既科學又可操作的標準？這也是討論時的焦點問題，比如“替代性”，修正案草案的規定是職工因為脫產學習、休假等原因，暫時離崗，所空出的崗位需要勞務派遣工。無疑，“脫產學習、休假”是涵蓋不了所有的暫時離崗的原因的，但法律條款不可能窮盡所有情況。
新京報：修正案草案對“三性”的補充規定，以及罰責，能不能有效遏制濫用勞務派遣？
梁楓：這也是我們討論最多的問題之一。不少人提出，由于濫用勞務派遣者以大型國有單位、壟斷行業為主，“財大氣粗”，所以應該制定“不簽訂合同雙倍工資罰款”等高額處罰標準，這樣才能起到法律應有的震懾作用。
新京報記者 王姝
●證券投資基金法
私募基金有望“轉正”
私募基金只能向合格投資者募集，累計不超200人
新京報訊 （記者王姝）“幕后”發展十余年，私募基金有望“轉正”，納入法律監管范圍。昨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七次會議首次審議《證券投資基金法（修訂草案）》（以下簡稱《草案》），其中明確了非公開募集基金與公開募集基金享受同等法律“待遇”。
現行《證券投資基金法》自2004年6月1日起實施，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吳曉靈表示，其中部分規定已不能適應市場發展新形勢和基金監管的需要。如近年來，包括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在內的非公開募集基金快速發展，但現行基金法對此未作規定，導致個別人借私募基金之名行亂集資之實，蘊含較大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由于法規缺乏對基金管理公司股東及其實際控制人的規定，“老鼠倉”、內幕交易等問題屢禁不止。此外，法規對基金的行政管制和運作限制過嚴。
“轉正”后，《草案》要求基金管理人向證券監管機構或基金行業協會申請注冊或登記，否則限制開立證券賬戶、限制證券買賣。《草案》同時確立了“合法投資者制度”，規定非公開募集基金只能向合格投資者募集，合格投資者累計不得超過200人。
除私募基金合法化，《草案》引入了理事會型、無限責任型基金，同時降低了持有人大會召開的門檻，并將基金管理人的股東及其實際控制人，納入監管范圍。
■ 對話
“私募合法化有利中小企業‘補血’”
對話人：王連洲（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工作期間參與過《證券法》、《信托法》、《證券投資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新京報：2003年出臺《證券投資基金法》時，為何沒有納入私募基金？
王連洲：這部法律立案的初衷就是制定一部“投資基金法”，在此前的草案稿中就有專門章節規范私募基金。 但是，由于私募基金類型多樣、情況復雜、監管難度高，所以由誰來監管成了難題。基于證監會和當時的計委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問題和建議，致使綜合的投資基金法出臺遇到了阻力。于是，擇易避難，“投資基金法”就改成了現在的“證券投資基金法”，也就沒有納入針對私募基金的章節。
新京報：最近兩年，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民間信貸快速發展，但也屢次發生非法集資事件，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中小企業融資難。私募基金合法化，能不能解決這個問題？
王連洲：目前，我國的金融資產結構布局失衡，資金充裕的地區、行業、企業，很容易就能得到資金支持，但同時，很多成長型、創新型中小企業，卻嗷嗷待哺，難以獲得資金支持。規范發展私募基金，有利于服務于實體經濟和保護投資者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彌補中小企業的資金需求。
新京報：私募基金有望獲得了合法地位？
王連洲：隨著新基金法的制定，可以這樣說。但與發達國家相比，目前的法規條款還是比較粗略，比如美國，私募基金監管框架有《證券法》、《證券交易法》、《投資顧問法》等等，以及金融危機爆發后，2010年頒布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法案》。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將私募基金納入依法管理視野，但因多個金融監管部門并存，政出多門，致使造成監管或者交叉和重復、或者空白和漏洞，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