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家 周夫榮

勞動節前夕，發生在鄭州富士康生活區的“二連跳”，再次把富士康推到風口浪尖。事發后，當地政府及富士康處于“靜默”狀態，只有來自富士康工會的“響亮”聲音。但形式不等于內容。富士康員工“被工會”現象暴露的核心問題是——企業工會是誰的工會？為誰代言？

日前，全國總工會與國際勞工組織召開的工資支付與工會參與國際研討會上透露消息稱，全總今年將制定中國工會推動治理企業欠薪問題行動計劃，從推動政府建立和完善工資支付保障體系、建立工會系統便捷、快速、有效的欠薪救濟制度等方面治理企業欠薪問題。

從全國各級勞動保障監察機構辦理拖欠工資等案件來看，呈現案發量上升、欠薪金額增加、拖欠工資行業擴大的趨勢，不僅建筑領域工資拖欠問題仍頻發高發，加工制造、船舶修造、紡織等與外貿出口緊密關聯的行業欠薪問題也明顯增多。

或許這能揭示富士康連跳的真相，且看本文分解。

勞動節前夕，發生在鄭州富士康生活區的“二連跳”，再次把富士康推到風口浪尖。事發后，當地政府及富士康處于“靜默”狀態，只有來自富士康工會的“響亮”聲音。

但這些“響亮”聲音沒有讓富士康工人們心里亮堂起來。在4月30日通過微博表達對事件遺憾、死者家屬撫慰之后，富士康工會5月2日發聲明稱，跳樓男子未與富士康簽訂勞動合同，非富士康員工……引起死者家屬和網友不少口水。事實上，這個工會一直被質疑。

由北京大學等多所高校組成的第三方課題組發布的《富士康工會調研報告》顯示，只有44.5%的富士康員工知道工會會員有選舉和被選舉為工會干部的權利；64.3%的工人不知道集團工會主席是誰。

富士康工會成立于2007年，在各地擁有幾十家分支組織。這個本應代表工人權益的機構，充其量不過是富士康的傳聲筒。這種情況在中國民企中不在少數。

20年前，我國企業工會基本上局限在國企范圍，隨著七成以上員工出現在非公經濟領域，很多非公企業相繼成立工會。從無到有是個進步。

但形式不等于內容。富士康員工“被工會”現象暴露的核心問題是——企業工會是誰的工會？為誰代言？

國有企業工會領導由黨政領導兼任，更具政府色彩；非公經濟中不乏“老板工會”、“老板娘工會”（由老板親信或老板娘親戚擔任工會領導）。工會與企業主、政府之間更多是一種施與與接受的關系。在這種土壤生長起來的企業工會，體格注定孱弱。

這與國外企業工會的健壯體魄難以并論。加達國際資源投資集團董事長閆長明告訴本刊記者，之前一家中國公司為200多名工人在加拿大辦理工作簽證，引起了當地工會反對，工會以侵犯了本地工人權益為由將這家公司告上法庭。在加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勞工制度健全，工會力量強大。制度，或許是中國企業工會煥發活力的保障。

盡管中國也有《工會法》、《企業工會條例》，賦予工會很多權力，但由于種種原因，企業工會讓渡了這些權力。北京大學中國社會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表示，一個工會能否成為一個“真正的工會”，不能任由資方言說，需要聽到一線工人的聲音，更應該觀察工會在實際作為中能否真正維護工人的利益。

勞工制度健全需要一個過程。就現有情況而言，中國企業工會也可以有所作為，在企業主、政府與工人的利益夾縫中發揮作用，為工人維護權益。富士康工會如果能將員工更多訴求向上反映、為他們多爭取一點權益，連連跳悲劇會不會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