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經濟轉型及增速放緩的壓力，勞資政三方的矛盾和糾紛愈發按不住。工人維權意識抬頭，企業面臨轉型升級陣痛，官方既不能罔顧工人權益，又要力保企業繼續駐留以吸納龐大勞動人口，工人罷工事件若處理不好，三方都有難。
沈澤瑋 中國特派員
廣東東莞報道
simtz@sph.com.sg
東莞高埗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在當局軟硬兼施的舉措下雖已落幕，但折射出珠三角勞動密集型產業普遍陷入難以解開的死結：成本高、市場亂、招工難。
面對經濟轉型及增速放緩的壓力，勞資政三方的矛盾和糾紛愈發按不住。工人維權意識抬頭，企業面臨轉型升級陣痛，官方既不能罔顧工人權益，又要力保企業繼續駐留以吸納龐大勞動人口，工人罷工事件若處理不好，三方都有難。
從積極面看，工人罷工要求工資上漲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的優勢弱化，進而倒逼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和產業結構調整。不過受訪勞動學學者警告，如果工資上漲的幅度超出產業鏈升級的速度，將導致中國走不出“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增速放緩所造成的失業問題和各種社會矛盾都可能加劇。
引起國際媒體關注的高埗裕元鞋廠罷工事件，在4月初爆發，蔓延了兩星期，一度據稱達4萬人，驚動了中共高層，國臺辦和省臺辦都派人到東莞與市領導一起開會協調。最后，裕元同意補足工人的社保金額并從5月1日起補貼每人每月230元（人民幣，下同，約46新元）生活津貼，一場持續約兩周的大罷工方才落幕。
一東莞業內人士透露，裕元工人以社保和住房公積金為名，發動4萬人大罷工是“極不尋�！钡�，官方后續是否出臺什么政策值得關注。該人士說，廠方沒有給員工上繳足額的社保在珠三角是非常普遍的做法，大部分“熟悉中國國情”的企業都以基本工資為基數來計算，而非工人的全部工資。
他也說，如果每個工人的社保都繳足，那將給企業的成本形成很大壓力，再加上工人本身繳付社保的意愿普遍不高，所以只要“工人不告你，我政府就不理”，勞資政三方在灰色地帶走鋼索，力求相安無事。
受訪的裕元鞋廠工人小陳坦承，工人平時其實對社保不太關注，也不太愿意分攤個人繳付社保的部分，追根究底是對社保政策的不信任，擔心一旦回老家或到其他省份打工，社保金額將難以轉出，所以工人罷工不是沖著社�；蜃》抗e金，而是“要加薪，要30%”。
也就是說，社保，是企業管理員工的雷區；加薪，才是工人的關鍵訴求。
面對加薪壓力的企業不只是裕元鞋廠。最近一次經媒體報道的罷工事件發生在長三角。日本企業東陶機器株式會社（TOTO）上海工廠工人上周二起罷工四天，在資方同意加薪之后，工人才同意復工。而總部位于香港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通訊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發生202起勞資糾紛，較上年同期增加31%。
據業內人士透露，中國工人的工資近年來其實已增長不少，以珠三角地區低端加工業為例，工資已從2004年平均1000元增至目前平均3000元。
截至今年4月21日，全國共有九個省市又調整了最低工資標準，月最低工資平均增幅約13%。行內人士稱，低端加工業的利潤一般僅介于10%至20%左右，基本工資上漲帶動社保也漲，對企業構成很重的負擔。
外企因此也面臨兩大抉擇，一是出走他國或往中國內陸省份遷移，二是因應成本的提升而進行技術技能的轉型升級，包括生產機械化。
但受訪的東莞市臺商投資企業協會前會長謝慶源指出，加工貿易行業不可能全面實行機械化，特別是傳統行業，電子行業以裝配零件為主，用機器人才較為可行。
年輕一代民工維權意識高
謝慶源指出，年輕一代民工的維權意識比較高，企業在管理方面要更費心，再加上工資和費用成本不斷攀升，部分企業已把低增值業務移到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高增值的則繼續保留在大陸。
受訪的人民大學人事勞動學院副院長劉爾鐸指出，中國目前面臨的一大問題是，工資上漲得太快，但產業鏈升級的速度沒有想象中快，如果產業無法轉型升級，“中國可能進入比較困難的階段，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的方式，永遠拔不出來”，再加上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就業問題可能成為隱患導致社會矛盾增加，這些都不利于社會穩定。
劉爾鐸評估，產業轉型升級觀察期估計持續五至七年，要到2020年左右才能評斷中國的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否能向中端或高端轉移，“這中間會不會出事，還得再觀察”。
在產業轉型升級過程中又遇上經濟下行壓力，勞資政三方的矛盾無可避免地加劇。謝慶源認為，工會可以在顛簸的過程中扮演“潤滑劑”的角色。
不過，依照中國共產黨黨章和中國全國總工會的章程規定，獨立工會是不允許存在的，工廠的工會都必須由上級行政主管和企業一起建立。
劉爾鐸認為，工會在非國有、中等以上企業里頭還是能發揮一定作用，關鍵不在于工會是否受上級領導，而是工會能否替工人說話。他指出，在中國，無論工人罷工還是環境問題，若能讓工會在早期階段就把勞資矛盾化解，更公平地幫工人爭取他們應有的權益，那對勞資政三方都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