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學者
7月1日，新修改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正式施行。同一天，無錫市北塘區法院公開審理一起贍養案，判定子女每兩月必須回家一次看望老人，成為該法生效后的首個判例。“常回家看看”在經歷了修法時的激烈爭議之后，再次成為諸多媒體議程設置的焦點。
這樣的輿論反響并不令人意外。中國已經邁入了一個老齡化社會。為人子女的中青年人負擔加重、工作壓力日增也是事實；空巢老人增多，老無所依、精神抑郁更是很多家庭不得不面臨的現實。倡導公民盡子女之孝，“常回家看看”，既必要又緊迫。
但從《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修正本身來看，“常回家看看”雖是熱點，也絕非唯一“焦點”。去年底，該法從6章50條擴展到9章86條，新設三章、新增38條、修改38條。這樣的修正規模，堪稱“全方位”了。比如，新法對“老年人監護制度”的明確，就不失為一大亮點。
因此說，媒體對子女“常回家看看”的聚焦，事實上是以突出一點而遮蔽了這部法律修正中的更多亮點，當然可能也遮蔽了這部法律修正中的一些重大問題。
被誤讀的“常回家看看”
再如，新法在總則中規定，“國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從字義上看，“社會養老”只是養老體系中的一部分，完善的養老體系理當覆蓋“政府、市場、社會、家庭”并形成四位一體。但修改的部分著重于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而政府責任相對顯得有所弱化。
從“常回家看看”條款本身來看，也明顯被媒體誤讀了。《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第十八條的完整規定是，“家庭成員應當關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視、冷落老年人。與老年人分開居住的家庭成員，應當經常看望或者問候老年人。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保障贍養人探親休假的權利。”從中不難看出，“看望”和“問候”是選擇性義務，經常看望也行，經常問候也可以，總的原則是關心家里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忽視、不冷落。很多人抱怨說因各種條件所限，不能“常回家看看”，但隔三差五打個電話問候一下老人，總可以做到吧！至于“探親休假權”，立法上已經關照到了。批評者所提出的，其實多為法律的執行問題。
我覺得從立法技術上來探討這一條款的科學性，是無可厚非的。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應該容許這樣、那樣的質疑。但作為一個家庭中的兒子或女兒，上有老人需要關愛還對這一條款提出執行上的問題，是很不應該的。這不是做不做得到的問題，而更多是愿不愿意去做的問題。
被冷落的“社保普惠化”
子女盡孝是中國養老傳統，不容否認更不容忽視。但在新形勢下要“保障老年人權益”，除了從道德層面提倡子女盡孝之外，更應以立法規范和強調政府責任。老齡化社會的到來，空巢老人增多，既受社會轉型、工業化加速、人口流動更趨頻繁等因素的影響，但更大程度上是由于國家的生育政策使然。在以獨生子女為主體的家庭結構下，一個三代之家，上有四位老人下有一個小孩，負擔不可為不重。國家立法不應總想著去強調公民的義務，而更應去規范政府的責任，以制度保障政府履行自己的職能。
從大的背景來看，中國更應該做的，不是非得以立法來約束子女“常回家看看”，而更應著力讓子女少一些為生計所迫的背井離鄉。這仍然需要政府在社會保障的普惠化上加大力度。目前正在大規模展開的“城鎮化”有助于解決這一問題，但“城鎮化”并不能解決政府在社會保障投入中的所有不足。對“常回家看看”的過度討論，就明顯掩蓋了政府在養老體系中的投入不足和關照不夠。這才是最讓人憂心的地方。
當然，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也有對政府責任的相關規定，但其中不少均可歸屬于“授權型條款”。如第10條的“表彰獎勵權”，第38條的“養老服務設施規劃權”，第42條的“養老服務標準制定權、養老服務評估權”，第44條的“養老機構許可、登記、指導、監督、管理權”等等。這些條款在客觀上強化了政府權力，在法律的執行過程中，還需警惕各級政府基于這些授權做自我擴張的解釋。
被忽略的“政府養老責任”
新法中也不乏針對政府的“義務型條款”，如在政府投入上，第39條第1款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和老年人服務需求，逐步增加對養老服務的投入。”稍作分析即不難看出，哪怕是作為國家法上的原則性規定，這一條也嫌太過模糊。比如何謂“逐步增加”？除了要考慮當地經濟發展水平，CPI是否也應考慮進來？尤其是，各級政府未做到養老服務投入的“逐步增加”又怎樣？
更為關鍵的是，在整個第八章“法律責任”中，找不到具體約束各級政府的責任機制。大家都在討論“常回家看看”怎么執行，但卻忽略了政府的養老責任怎么履行，以及怎么監督各級政府對其養老責任的履行。
若超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看老年人權益保障，我們還面臨著立法體系與司法體系的整合與協調問題。比如刑法中明確規定有“遺棄罪”，但在司法實踐中，因遺棄老人而獲罪的個案極其罕見，這并不說明現實中子女遺棄老人的個案很少，而是“清官不理家務事”的傳統觀念影響了司法救濟功能的發揮。未來要強化對老年人的權益保障，不但應規范和強化政府責任，同樣也應規范和強化司法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