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在珠海的建筑工地上，泥水工一類的農民工是以天計工資，他們的日薪是250元，在工地上最辛苦的要數掄大錘的拆遷工，日薪在250~350元之間，就連最普通的雜工日薪也漲了，去年是160元/天，目前也提升至200元/天。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賣地達到瘋狂程度，大量農民被披著“新農村計劃”的外衣褫奪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樓后徹底淪為失地農民。而同期盡管中央政府強力推進了新農合，并提出新農保來彌足土地保障消失后的巨大黑洞，但由于歷史欠賬甚巨，短期難以為農民工構筑起真正的安全網。農民工只有用腳投票，索要高薪，來緩解和釋放對生活缺乏保障的焦慮。而這樣不斷加薪又往往成為壓垮中小企業最后一根稻草。何以徹底擺脫雙輸？唯有政府積極作為——一為農民工完善社保，消除歧視，賦予其真正市民待遇，二為中小企業減稅并賦予國民待遇，使其真正能完成升級轉型。至于資金，賣地掙的銀子就不少，且泛濫的三公消費也可以適度克制——前者叫開源，后者叫節流，地球人都知道中國政府不差錢，該用到刀刃上了。（原文載廣州日報）

這個消息估計會引起國家稅務總局的高度關注——這些農民工的月薪已經遠遠超過個稅起征點3500元，屬于地道的中產階層，加強征繳的沖動油然而生。

然而，80、90后對掙這錢鮮有問津，基本都是年過不惑的60后，這些行當仍面臨嚴重用工荒，并波及整個珠三角地區。反差耐人尋味。

拋開這些行業不穩定、工作條件差等因素，專家將原因歸咎為老齡化、計劃生育引發的人口紅利提前終結的預演——拐點將出現在2015年。

俺覺得有失偏頗。

首先，相對于養老問題，就業依舊是第一民生難題。尤其是近年來大學生和農民工兩支大軍在勞動力市場合流，在金融危機的背景下，即使工資水平逐步下降仍在展開慘烈的飯碗爭奪戰。用工荒往往是結構性的——伴隨著整個經濟產業升級和調整、區域轉移凸顯，總體勞動力人口過剩的局面會長期存在。假如能順利完成轉型，未來對就業人口的需求將從數量轉向質量，因此中國近期不存在嚴重用工荒。

盡管地方政府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水平，努力推動工資集體協商，但由于農民工與企業主在勞資博弈中長期處在極端弱勢地位，加上工資條例遲遲難以問世，勞動合同簽訂率始終存在巨大缺口，職工工資與企業效益掛鉤的正常增長機制遠未形成，由于缺乏長期保障，農民工只能用腳投票，提高短期報酬——如日工資來獲得某種補償，絕不意味著整體命運有了根本改善。

日薪即使達到250元，也是建立在生產條件艱苦、勞動和社會保障缺失的前提上，掙的依舊是以命相搏的血汗錢。

與此同時，對于這些城市新移民，地方政府采取了長期的歧視政策——比如戶籍壁壘，導致農民工享受不到真正的市民待遇，在住房、教育、醫療、養老等方面支付高額的成本。

雖然近期沿海地區采取了一些積極措施，如廣東中山、廣州兩市先是破例給為當地做出巨大貢獻的農民工辦理戶口，進化到目前探索出一個根據學歷和工作經歷來打分落戶的新制度。而有了當地的戶籍，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就可以享受在當地公立學校就學等公共服務。廣東省中山市在2010年大約為2000人辦理了落戶手續，廣州2011年也將有3000人落戶當地。廣東省甚至推出增加錄用農民工當公務員、并讓他們的孩子就讀公立學校等舉措。

這些進步值得欣慰，但面對大城市人口膨脹帶來的資源緊張和管理難題，這些探索對于解決每個城市百萬計的農民工落戶問題只是杯水車薪，被澤被的概率不會比中彩票高出太多。

對于早期農民工而言，他們之所以能忍受被歧視的候鳥生活，是因為他們沒有后顧之憂——畢竟家鄉還有土地作為最后的保證，到城市僅僅為了打工掙錢。

但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進程提速，尤其是2008年以后，地方政府賣地達到瘋狂程度，大量農民被披著“新農村計劃”的外衣褫奪了宅基地甚至耕地，被上樓后徹底淪為失地農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