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做出了和全民考公務員一門心思要當官相反的個人選擇。

　　先是有廣州“警界新星”之稱的原廣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處處長陳偉才辭職，進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任副總裁；然后是副廳級博士官員孫雷拒絕廣州市主要領導的挽留，辭去廣州南沙經濟技術開發區（含保稅港區）管委會副主任、南沙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出任浙江傳化集團下屬的杭州傳化科技城有限公司總裁。

　　這兩起官員下海之事，如果不深究背后是否有什么特殊原因，僅僅看這一逆社會潮流的舉動本身，就不免讓人有一種清風撲面之感。

　　在今天的中國，有才能的人紛紛削尖腦袋往政府里鉆早已成為一種世風。而如此世風，不但是對人才的最大浪費，更是社會極端病態、或曰落后的一種表現。

　　何為人才？在正常的社會評價系統中，人才是指大多從事開創性工作，能夠為社會、國家、甚至整個人類創造價值，做出遠超社會平均水準的實質貢獻的人。

　　因此，在理想狀態的社會分工體系中，人才應首選成為人類靈魂工程師教育下一代，或者成為專家學者，為社會良性發展提供良謀，助力于人的智識的整體提升；其次則是自主創業，激活、升級中國慘不忍睹的民營經濟，以個體努力夯實中國崛起的基礎；再次，可加入公司、企業，成為實業、實體經濟的中堅……最后的選擇，才是進入政府成為一名官員。這才是實現人才價值最大化的人盡其才之道。

　　當然，理想歸理想。現實中能否真正做到人盡其才，還要考慮社會導向、家庭條件、個人偏好、環境、機遇等等諸多因素。不過，無論是理想還是現實中，在任何一個法治相對健全正常的國家，官員、公務員群體相比于產業從業者，不論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還是第三產業，都屬于能做出實質性社會貢獻最少的群體。就當今中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而言，官員、公務員群體的日益壯大，尤其吸引住諸多頂尖人才絕非國家之福。因為，這個群體通常只需要具備三個特點就足夠：一是守紀；二是良好的服務意識；三是一定的相關的專業素養。

　　現代政治對這個群體角色的基本要求就是：他們最不需要進行開創性的工作，務必充分了解相關的法律規范，熟知自己的業務，一絲不茍按程序執行法律規范允許他做的事情，維護行政與法律秩序，服務公眾。說直白一點，公務人員認真履責不弄權就是對社會最大的貢獻，倘若履責過程中還能做到態度誠懇、積極主動，就堪稱典范。公務人員遍布社會各個環節，他們是社會正常運轉的潤滑劑，因此個體性創新往往可能意味著整個社會穩定的災難，而如果有立法、修法以及政策調整的必要，那是理應交給專業人士做的事情。公務員最大的價值在于保持社會規范的常態化，以盡可能降低社會交易成本。

　　1949年以后的中國不是沒有過大規模棄官經商的現象。那是改革開放之初，眾多人拋棄“食利”階層，甘冒風險，愿意在一個更廣闊的空間展現個人的能力與才華，實現自己的人生抱負和追求，那是一個何等波瀾壯闊的時代。那些人，才真正代表了中國的銳意進取的精神。

　　近些年，恰恰是因為個人創業過程中有了太多的障礙，讓太多的人碰了壁，才重新導致和權力掛鉤的職位的吃香。

　　所以，無論在何種意義上，我們都期待有更多的陳偉才、孫雷。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在新的崗位上，憑自己的能力做出一番成績，為后來者樹立榜樣，建立信心。當然，如果他們謀得現在的職位，是企業與他們個人自然雙向選擇的結果，他們選擇進入現在的企業，是因為這兩家企業可以給他們施展抱負的空間，而且企業選擇他們，則是看重他們的個人，而非其他不可告人的因素，那對于整個社會則更具示范意義。

　　至于未來，只要這兩家企業所在地的政府機構盡責，偶爾留意一下他們在今后的企業經營管理活動中，是否存在利用此前的權力織就的網絡行違規之事的嫌疑即可。對于任何未發生之事懷有惡意，都非正常的事態人心。現在，我們惟有祝福。

（作者系南方周末評論部總監史哲 如需轉載請注明來自騰訊大粵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