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最低工資標準應達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
隨著經濟好轉和東南沿海“用工荒”的蔓延，各地“塵封”了一年的最低工資標準，今年有可能大幅上調。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認為，各類企業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增加工資收入，主要依靠政府適時適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和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來實現，而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要靠工資集體協商。
而中華全國總工會（下稱“全總”）副主席張鳴起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全總將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建議大幅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中華全國總工會保障工作部部長鄒震在昨天全國人大組織集體采訪中透露，全總已經建議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使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能夠達到當地社會平均工資的40%～60%的水平。
目前各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均沒有達到上述水平。比如，北京市2008年月最低工資標準為800元，月社會平均工資為3726元，占到21.4%；深圳特區2008年最低工資標準為1000元，月社會平均工資為3621元，占到26.7%.
全國總工會的一項調查顯示，有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是當前社會收入分配中最大的問題、最突出的問題。
在2010年全國政協會議的眾多提案中，收入分配話題已成為突出重點。比如，九三學社提交的《關于優化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提案就認為，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中的一些問題值得高度重視。
該提案指出：“目前貧富差距還在不斷擴大。收入最高10%群體和收入最低10%群體的收入差距，從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在中低收入居民消費能力普遍低下的同時，我國的奢侈品消費近兩年年均增長達22%，升至世界第二。”
全國政協委員、成都市副市長劉家強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農民工已經成為產業工人的主體，增加他們工資收入的首要手段就是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同時，由于政府這些年一直提高退休職工的養老金標準，年均增幅超過10%，養老金與最低工資標準出現了倒掛，這是不正常的現象，因此，他認為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是大勢所趨。
更現實的一個原因是，蔓延在沿海的“用工荒”正在倒逼地方政府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經過了2009年返鄉潮之后，農民工首次以“用腳投票”的方式為自己贏得了收入分配上的些許主動權。
全面推行工資集體協商
在市場經濟條件之下，勞動者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主要依靠集體談判來實現。為了去除集體談判的對抗性，中國在引入這一概念時將集體談判改為集體協商。
張鳴起表示，集體協商中最重要的就是工資集體協商，當前大企業以及有規模的企業基本已經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集體協商的成果是簽訂集體合同。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8年，中國簽訂集體合同110.7萬份，覆蓋企業190.8萬家，覆蓋職工14953.5萬人，張鳴起透露，雖然遭遇了金融危機，2009年這一數字仍然增長了10%.
中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主要存在兩個問題，一是覆蓋面窄。張鳴起表示，全國共有1300萬家企業，超過1000萬家的中小企業還沒有建立工資集體協商制度。
二是協商效果不佳。由于工會協商代表缺乏談判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并不能完全做到真正意義上雙方力量對等的談判。很多時候，集體合同未經協商就一簽了之，很容易流于形式。重簽訂合同、輕集體談判的現象普遍存在。
劉家強也表示，雖然工資集體談判機制一直都存在，但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最突出的一點是，工資的增長是需要以企業的經營數據作為依據的，而工會很難得到這些材料，因此也就沒辦法和企業進行有效談判。他建議，政府應該采取有效的措施讓工資集體協商制度真正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