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這是我在朗潤園“正義與人生”的座談會上回答周濂的問題時，想著應另行發揮一番的議題。周濂第一個發言，非常精彩，提出了兩個“小問題”與我探討。其中一個問題引發于我在《新政治經濟學講義》里表現的對福利政策的正面評論（當然還有經濟學家通常要有的負面評論）。我回答這一問題時，特別介紹了福利政策的動力學過程：個人發展的基本條件（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失業救濟、以及弱勢群體的種種困境）難以從市場經濟（更何況中國還沒有健康的市場經濟）得到滿足，姑且稱為“市場失靈”，從而有政府必須承擔的職能（但中國的政府也失靈），不過，旨在滿足個人發展基本條件的福利政策，是公共的財政負擔，公平與效率之間當然有權衡，過分的福利政策，如兩德合并時期我所見到的那樣，基本上，40%的東德人“失業”（自愿失業）是因為失業救濟幾乎等于就業收入。試想想，中國人怎么就在三十多年里如此富裕，歸根結底是由于市場激勵了幾億顆頭腦努力學習生產性的知識（而不是“非生產性的知識”）。我當工人的時代，廠里的工人每天有效工作時間不過一小時，其余時間無所事事，我領導工人學習小組整天讀書，那算是正業，不是無所事事。學習小組所學知識，當然也不直接就是生產性知識，“批林批孔”，研究《人民日報》社論，算是頭腦訓練，間接地，是一種生產性的知識（人力資本）。福利政策不可太多，要充分激發每一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同時，提供基本的發展條件，盡可能廣泛地幫助勞動者進入創新驅動的發展階段。這是一個動態過程，要求政策制定者有足夠的實踐智慧，及時調整福利政策的強度和結構，可有很好的社會發展效應。反觀中國的情況，主要是偏激的兩極思維方式，要么完全福利化，人人平等地陷于貧困狀態，要么完全取消福利政策，貧富懸殊，而且教育普遍失敗，故而相當普遍地，先致富的人，為富而不仁。 從周濂引出的話題，我想繼續發揮。現在的人口紅利，我認為已經完全消失或已經轉為人口黑利。我的論證是這樣的：人口老齡化固然是一項核心的因素，使人口紅利在各發展中國家普遍地逐漸消失，并且由于計劃生育政策而在中國加速消失。但是更強烈的作用來自勞動者經濟行為模式的變遷，隨著人均收入的迅速增加。其實，只要觀察農民工的日常生活，觀察一年左右，我們不難意識到，由于農民工的家鄉狀況的改善，衣食住行水電通訊，這些物質條件一旦可以滿足“溫飽”需求，情感需求立刻凸顯為日常生活的主題，春節回家，十一回家，五一回家，或者，最正常的人情世故，就是長期在家里生活——所謂“家庭”，如果有收入的話。于是，行為的均衡模式是每年在外面少工作兩個月。幾億人，每年減少勞動供給兩個月，而且，隨著收入的增加和社會福利范圍的擴展還將進一步減少勞動供給（例如，家庭保姆之為一種職業將完全消失），這才是人口紅利迅速消失的經濟原因（勞動行為學的原因）。
也因此，數年前，我在大眾媒體突然發表幾篇文章呼吁普遍增加勞動工資。因為，改革三十年，由于執政黨的“身份幻覺”，中國的勞動組織始終不能得到自由發展的機會。于是，勞資談判機制之為健康的市場經濟的核心部分，在中國始終缺失。我呼吁執政黨放棄身份幻覺（從革命黨到執政黨必須落實的身份轉換），因為它早已不再是勞動階級的代言人而且也早應超越階級斗爭時期的意識形態從而能夠在目前政治體制內代表（協調）一切階級而不是個別階級。
如果我們拒絕上述轉換，就只好等待市場規律的懲罰。這種懲罰已經降臨，例如，基礎勞動工資的報復性增長，以每年大約15%以上的速度，從而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迅速衰落——因為來不及調整生產的技術結構（況且職業教育極大落后）。這些直接懲罰之外，還有更嚴厲的間接懲罰：勞動力多年來只能停滯于簡單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因為他們的收入比教育費用、醫療費用、住房費用的增長慢得多。于是，個體發展的機會越來越集中于少數群體，正義問題凸顯為中國社會的基本問題。
間接懲罰的效應，就是中國經濟缺乏產業升級的動力。因為，就現代生產函數（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函數關系），人力資本含量高的勞動力，與承載先進技術的資本品，二者之間更多地表現為互補性而不是互替性。我們用兩層次生產函數來刻畫這樣的投入產出關系，在第一層次，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構成互補的一種投入，稱為復合的K，然后，在第二層次，復合的K與自然資源，二者之間更多地表現為互替性而不是古典的互補性。不如此，就不能解決人類面臨的地球生態-環境污染-資源耗竭等“經濟發展的最終議題”（參閱二十年前我寫的同名文章）。
簡單的結語：勞動力供給將迅速減少，主要不是由于人口的老齡化，主要是由于人均收入增長引發的勞動供給行為模式變遷。于是，勞動工資已經開始報復性增長并將延續一代人（至“70后”退休），直到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至少三分之二（西方各國的數據），而目前僅占三分之一。就收入平等測度而言，大約要使基尼系數從目前的接近0.6下降到大約0.35這樣的水平，考慮到中國文化傳統的影響，同一產業之內最高收入（的25%人群）與最低收入（的25%人群）之間的差別，應如日本這樣（約三十倍），而不是如美國那樣（約一百倍）。要實現這樣的經濟轉型，前提，如上所述，必須是政治體制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