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振東，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
【裁判要旨】

對于年終獎，賦予勞動者舉證證明年終獎是否存在的較低的證明標準，當勞動者達到該證明標準時就將年終獎是否存在的舉證責任倒置給用人單位，再賦予用人單位就勞動者是否有資格獲得年終獎和應得年終獎的數額的舉證責任是一個妥當的安排。同理，對于其他特殊的勞動報酬如勞動保護費、交通補助費、手機補助費、福利費、提成工資等等都可以參照此標準。

【基本案情】

伍某于2004年3月1日入聘某集團公司，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直至2005年10月28日解聘離職，在職時間共20個月。伍某離職前三個月平均工資為6000元。伍某離職前，領取了當月工資和一個月工資的經濟補償金。2005年春節前，集團公司發放了伍某年終獎金15000元。該集團公司員工的薪酬實行保密制，相同工作和資歷的員工工資、獎金存在差異。該集團公司印制的《員工手冊》第三章薪酬第四部分薪酬發放第三條規定：“年終獎金的部分，視員工當年經營任務完成情況及總成本費用（含稅額）的控制情況，通過考核后計發。”伍某了解到集團公司2006年春節前，已發放了2005年度的年終獎金，故向某集團公司主張年終獎。因索要2005年度年終獎未果，伍某申訴至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請求仲裁。仲裁委員會以“被告不認可有發放年終獎金的規定和曾經有過年終獎金的口頭約定”為由，駁回伍某的申訴請求。伍某遂訴至一審法院，要求被告某集團公司依據《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第十四條“勞動關系解除或者終止時，員工月度獎、季度獎、年終獎等支付周期未滿的工資，按照員工實際工作時間折算計發”。要求按2005年標準，判令被告補發原告2005年1月至2005年10月的年終獎金計人民幣15000元。

【裁判結果】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原告、被告之間存在事實勞動關系，可以確認。年終獎金是企業根據自己的經營業績和員工工作實績所給予員工的一種獎勵，被告雖有發放年終獎金的慣例，但由于被告對員工薪酬實行保密差額制度，在原告未提供證據證明雙方有關于年終獎金發放的標準和數額約定的情況下，無法確認原告應得年終獎金的具體數額，故對其主張要求被告發放年終獎金15000元的請求不予支持，駁回原告伍某的訴訟請求。

伍某不服原審判決，向二審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原告在起訴時，已書面申請一審法院調查收集證據，而一審法院至開庭時尚未進行證據調查收集工作，致使原告主張無證據支持。請求二審法院判令被告補發克扣原告的工資從2005年1月至2005年10月的年終獎金計人民幣15000元。

二審法院經審理又查明，原告伍某在一審舉證期限內和二審期間向法院申請調查取證，要求法院向被告某集團公司調取“員工年終獎金發放明細表”及“年終獎金的個人所得稅扣繳納情況的材料”。二審人民法院在法庭調查時要求某集團公司向法院提交2004年12月至2005年10月28日期間原告伍某的工資發放情況，2005年12月、2006年1月和2月所有員工工資發放情況表及年終獎金分配明細表。某集團公司當庭稱，工資發放沒有造冊，由于公司經常搬遷，財務也經常更換，沒有原告伍某及其他員工的工資發放記錄和年終獎金明細表。

二審法院認為：原告若要取得年終獎必須符合以下三個條件：1、公司存在發放年終獎的事實。2、原告有資格獲得年終獎。3、有原告應得年終獎的數額。根據《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第四十四條的規定，因工資支付發生爭議，用人單位負有舉證責任。根據國務院《關于工資總額組成的規定》第四條的規定，年終獎屬于工資的一種形式。故對于第2個和第3個條件，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因年終獎不是每月固定發放的工資，應由主張年終獎存在的一方負擔舉證責任，故第1個條件應由原告負擔舉證責任。關于公司是否存在年終獎發放的事實，原告提交的《員工手冊》可以證明公司存在發放年終獎的慣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75條的規定，原告已提出證據證明被告有發放年終獎的規定，被告拒不提交有關年終獎發放的資料，應推定原告年終獎存在的主張成立。關于原告是否有資格獲得年終獎及獲得的數額，應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由于被告沒有盡到舉證責任，二審人民法院認定原告主張的2005年春節年終獎15000元的事實成立。對比2004年原告工作10個月獲得年終獎15000元，2005年原告工作10個月，也應獲得15000元年終獎。二審人民法院遂依照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第四十四條，《深圳市員工工資支付條例》第十四條、第十五條，《規定》第75條．及參照國家統計局《關于工資總額組成的規定》第四條和原勞動部《工資支付暫行規定》第六條的規定，撤銷一審判決，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年終獎人民幣15000元。

【法官評析】

本案主要涉及年終獎這類型工資的舉證責任分配及證明標準問題。

舉證責任：

對于舉證責任，具有雙重含義，即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提供證據的責任）和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結果責任）。行為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指當事人就其主張的事實負有提供證據的責任，簡稱為行為責任。結果意義上的舉證責任是指在事實真偽不明時，主張該事實的當事人承擔不利訴訟后果的責任，簡稱為結果責任。行為責任重在何人必須提出證據的問題，結果責任重點在，當事人雙方雖均已盡力提出證據，但法官仍然無法判斷待證事實之真相，或由于當事人雙方均提不出證據，致待證事實真偽不明的場合，法官應判決何方當事人敗訴的問題。本文所討論的舉證責任分配是從結果責任的意義上而言的，也稱證明責任。

關于舉證責任的倒置，我國法律規定了三種情況：一、法律（含司法解釋）明確規定的舉證責任倒置。如《規定》第4條和第6條的規定。二、妨礙舉證的推定，即《規定》第75條的規定，此條規定即是依舉證妨礙之推定進行了舉證責任倒置。三、法官自由裁量而倒置舉證責任，即《規定》第7條的規定。

證明標準：

關于證明標準，通說認為是指法律規定的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所要達到的最低程度。《規定》第73條規定了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所謂蓋然性即是可能性，在證據對某一事實的證明無法達到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的情況下，對蓋然性較高的事實予以確認。對于證明標準，過去有一個誤區，即認為證明案情必須達到客觀真實的程度，法官對案件事實的主觀認識必須完全符合案件的客觀情況。人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但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人的認識能力又是有限的，一味地追究客觀真實只能造成訴訟資源的耗費、效率的低下。大陸法系國家在采證和證據判斷上實行自由心證主義，證明標準幾乎完全受到自由心證的制衡。其實質內容就是對各種證據材料的真偽、證明力的強弱以及認定事實的方式法律都不作詳盡規定，不設任何限制和框架，全憑法官依據良心和理性來判斷證據。英美法系采用“證據優勢”或稱“蓋然性占優”的證明標準作為民事案件的最低限度證明標準。美國的證據法理論將證明標準所涉及的程度分為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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