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總工會相關負責人在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國勞動報酬占比連續22年下降”。

　　此言一出，引發了社會強烈關注。

　　我國勞動報酬占比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應該怎樣客觀認識“勞動報酬占比下降”？

　　本報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進行了專訪。

　　統計口徑有變化——

　　勞動報酬占比被低估

　　據賈康介紹，財科所最近通過1993年至2007年勞動報酬占GDP比重進行的核算分析，對勞動報酬占比問題進行了專門研究。

　　他介紹說，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統計時通常在宏觀意義上將國民經濟劃分為三大部門：政府部門、居民部門和企業部門，對應的初次分配收入分別稱為生產稅凈額、勞動者報酬和營業盈余。

　　賈康說，按照收入法核算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格局是比較常見的方式。從統計數據看，1993年—2007年，居民部門的勞動者報酬由49.49％降至39.74％，降幅9.75個百分點，政府部門的生產稅凈額由11.68％增加至14.81％，增幅為3.13個百分點，企業部門的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即資本收益）由38.83％增至45.45%，增加6.62個百分點。

　　賈康強調，需要注意的是，統計口徑在2004年發生了兩個重大變化：一是個體經濟業主收入從勞動收入變為營業盈余，二是對農業不再計營業盈余。據估算，受2004年統計核算方法變化的影響，大約使勞動報酬占比被低估了6.29％。

　　如果在2004及以后年度的勞動者報酬降幅中扣除了上述統計因素，1993年—2007年間，勞動者報酬的實際降幅為3.46個百分點，年平均降幅為0.23％，2007年的占比應為46.03%；企業部門的資本收益實際增幅僅為0.33個百分點，在2007年的占比應為39.16%。也就是說，剔除統計口徑變化因素的影響，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占比下降并沒有數據顯示的那么大。

　　至于勞動報酬占比上世紀80年代末比90年代初還要高，有些專家給出的結論是：農業中的勞動報酬占比遠遠高于工業和第三產業。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我國開始出現農村勞動力的大量轉移，隨之農業占GDP比重的也不斷下降，從而使整個勞動報酬占比出現下降。應該說，這一結論是比較客觀的。

　　按照國際口徑統計——

　　我國勞動報酬占比，高于“金磚四國”中其他三國

　　我國GDP在部門間的收入分配格局與其他國家存在多大差距？鑒于國內統計口徑與國際統計口徑之間的差異，財科所的研究比較中，我國的勞動報酬占比采用國際口徑的收入法統計數據進行了計算。比較對象選擇了7個具有代表性的發達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以及“金磚四國”的另外3個國家，巴西、印度和俄羅斯。

　　從國際口徑統計結果看，我國勞動報酬占比的基本走勢和國內口徑統計相一致，但差距縮小。從1992年到2005年，除了2003年、2004年低于50%外，其他年份勞動報酬占比均在50%以上。

　　具體來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勞動報酬占比均在40％或以下，發達國家除澳大利亞接近50％外，其余國家均在50％以上，最高的為美國，達56.92％。我國的勞動報酬占比為50.58％，處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11個國家平均水平3個百分點左右，高于“金磚四國”中的其他三國10—23個百分點，并不存在比發展中大國更低的勞動報酬占比。

　　從數據看，中國的勞動收入占比與發達國家只差幾個百分點，但為什么居民的實際收入與發達國家居民卻相差一大截？對此，賈康解釋說，勞動收入占比是指勞動收入占本國GDP的比重，雖然各國勞動收入在“占比”上相差不多，但由于GDP的總量相差很大，人口相差很多，所以人均勞動收入上的差距也相當大。

　　剔除統計因素——

　　勞動報酬占比仍呈降勢，應加大收入分配調整力度

　　賈康指出，在近年的相關研究中，近十年來我國政府和企業部門分配份額呈現雙增加態勢，而居民部門的分配份額則有所下降，這一大判斷總體上可以成立。

　　然而，圍繞這一結論，媒體和學術界出現了一些忽視我國與國際統計口徑可比性、混淆初次和二次分配的輿論觀點，夸大我國居民收入占比與其他國家的差距，這不利于正確引導規范國民收入分配秩序和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比如，有一種說法：西方市場經濟國家中居民所得的占比，是國民收入的70%以上，我國卻只有不到50%，就是因為政府在“蛋糕切分”中拿得太多了。但實際上，西方發達國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0%以上，發達國家中的福利國家更高達50%左右的水平。顯然，把不同參照系、不同口徑、不同分配層次的數據放在一起，只會引起認識的混亂。

　　賈康認為，剔除統計的因素，我國勞動報酬占比仍呈逐年下降趨勢，這一現象應當引起重視。勞動報酬占比下降導致收入差距拉大，是由分配結構不合理造成的。政府應當加大國民收入分配調整力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個人工資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